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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因为没有好东西，都不是好东西，够大的更不是好东西。

不相信，表现为坚决信；对官员全不信，表现为对部分官员信。中国的问题总是特色和另类，专家学者们总是摸不着门、找不到北，情有可原。要是我处在管辖大群官员的位置上，面对公众这快活劲儿，听着“坚决支持”的赞扬声，我怎么也高兴不起来，愁死我了。不明白，才傻乐呵。

很危险。可以设想，把陈二先生的名字，换成张三、李四、王五、周六，他爹的还不都一个熊样么在老子的大名前加个“腐败分子”字样，这群忘八蛋刁民照样掌声如雷嗷嗷乱叫

官场险恶。掌权多年，给人好处无数，培植心腹无数，一旦失去主动被人卡住脖子，霎时间树倒猢狲散，落井下石者纷沓而来，连个敢迎着封堵说几句好话的人都看不到。唉，谁他爹的能一直三头六臂宝刀不老，有谁能始终如一呼风唤雨，又有谁能时时刻刻滴水不漏万无一失呢俺们在俺们坚守的这个体制内，谁都不安全不安全到朝不保夕呜呼，咱们这狗日的旧体制，真是害死人啊

任何腐败分子倒台都无损我的利益，所以我支持任何腐败分子倒台，这个态度按正式的标准衡量，政治上还算正确。说实在的，任何官员倒台都无损我的利益，所以我对任何官员的倒台都抱无所谓的态度。我敢说，这话能代表广大人群的心态。这态度、观点，或许就让一些官员不舒服了，不过，这是真的，你觉得别扭才无所谓。

在所有官员产生、上升的过程中，在所有官员发动决策、举措时，从来不曾掺杂过我的一丝意愿。

腐败让整个社会都有一种犯罪的氛围，在人们心目中造成一种消极的价值观，使人认为这就是实现自己权利的方式。

中国为什么有那么多的贪官原来因为有数量庞大的贪民做他们的坚强后盾，抓走一个贪官，提拔一个贪民，他又必然成为一个新的贪官，其差别只是贪污的胆量和大小而已。很多人反贪官，与其说他们痛恨贪污，不如说他们嫉妒贪官，不满自己没有贪到那么多，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

很多人说，中国要发展只有彻底治理贪官。我以前也这样认为，可是来自阿根廷的报道改变了人们的看法。阿根廷是一个官员贪污腐败严重的国家，可是阿根廷却有良好的民主体制，有自由的新闻报道，可是阿根廷仍然有那么多贪官，仍然无法解决贪污腐败问题。由此可见，民主体制和新闻自由，并不能解决贪官问题。不管是中国还是阿根廷，出现大量贪官的根本原因不在于体制，而是由于存在人数众多的贪民这也许是民族性吧。贪官和贪民是鱼水关系，贪官是从贪民土壤中滋生出来的腐败花朵，每个贪民都是贪官的天然后备军，他们前赴后继，永无止境。

在人们的是非观念中，出现“以其所掌握的权力和所受贿的数额综合评价”的贪官评判标准，小官少贪污一些，大官则可以多贪污一些。如果贪污的数额与其掌握的权力分量不相称，就可以算得上“比较清廉”。这种“贪官廉洁论”的产生，其实是部分公众患了“厌贪脱敏症”的体现。一种对贪官表示“同情”和“宽容”的论调逐渐多了起来。比如，认为比同级别官员贪得少的贪官，“还算是百里挑一的好干部”；认为将部分受贿款用于扶贫的贪官，就是“另类为民的清官”。

这种对贪官的“同情”和“宽容”的论调，实际上反映了不少公众对廉政的期望值越来越低，对贪官的容忍度越来越高。换言之，对于某些不折不扣的腐败行为，许多人已经失去了应有的厌恶反应。心理学中有个常识：持续、单一的外部刺激可以使原来比较敏感的反应逐渐变得迟钝。人们对贪官的厌恶反应也是被官场现实这么“脱敏”的。屡禁不止的腐败行为、越来越大的腐败规模致使一部分公众自觉调整了贪官评判标准，只要官员不是贪得太厉害，只要贪官将脏款拿出一点来做好事，人们就觉得他们还不失为“百里挑一的好干部”。

其实，公众这种“厌贪脱敏症”比起官场多出现几个大贪官更令人担忧；因为公众对腐败行为如果失去了敏感反应，将意味着贪官们所面对的舆论压力更为宽松，日后贪污起来更加心安理得。

由于许多根本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腐败的现象不能说更严重，也应该说依然很严重。最严重的是，许多普通人从寄希望于反腐败，转向也跟着能捞就捞。从行政权力腐败蔓延到行业腐败。各行各业堵不住的乱收费，教师、医生、知识分子的腐败，还有那压不下来的药价，都是明显的例子。人们心里这么想：既然你反不掉腐败，与其看着大家公有的财产让这些少数蛀虫吞吃了，还不如让我们也来“吞一点”。为了实现“大家都捞一点”的“理想”现在不少人都挺反感本单位出现什么“反腐败积极分子”。腐败分子的经历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共性，他们几乎全是被他们周围的人“制造”出来的。这些人中的大多数一开始并没有那么贪婪，甚至有的还比较清廉勤政。但他们只要一走上领导岗位，几乎所有的人都会向他们低下了曾经高傲的头，几乎所有的人在他们面前一下就丢弃了与生俱来的人格尊严。

反腐败的确是一场“生死存亡”、“你死我活”的斗争，你要腐败分子的乌纱帽，要让腐败分子倾家荡产，甚至掉脑袋，腐败者怎么能甘心情愿地束手就擒这就决定了反腐败斗争的残酷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尤其在腐败泛滥的重灾区更是如此。

一般而言，“腐败生态链”由以下三种势力合成：一是蜕变了的权力者及其属下的“权势”，俗称“红道”；二是不法商人雄厚的“钱势”，俗称“黄道”；三是犯罪团伙以暴力性为标志的“黑恶势力”，俗称“黑道”。

腐败势力利用权势对付手无寸铁的百姓，对付只能通过舆论来呼唤社会良知的记者，实在是太容易了。利用权力、财力和暴力，腐败势力可以一手遮天，可以通过控制舆论去编制无数个理由来掩盖。

一个人有如此巨大的能量，既是权高位重的直接体现，也是权力不受制约的直接体现。这再次证明，权力一旦被滥用，将是多么可怕的邪恶力量。反腐败是个非常沉重的话题，其难度不在于个体腐败分子的能量有多大，贪污腐化的程度有多深，而在于盘根错节的腐败权力、利益所营造出来的恶劣的“官场生态环境”。

我国去年通过的公务员法中有一个引人注目的条款：“公务员执行公务时，认为上级的决定或者命令有错误的，可以向上级提出改正或者撤消该决定或者命令的意见；上级不改变该决定或者命令，或者要求立即执行的，公务员应当执行，执行的后果由上级负责，公务员不承担责任；但是，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这一条款被媒体称为“公务员有权对违法命令说不”。但许多人却担忧：这样的规定究竟能不能在实践中行得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