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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比较宽容，顶多就是嘲讽两句，而实际上很多时候，庸的危害更甚于贪。

领导最怕群众没追求，群众没追求就不会紧跟领导，领导也就不好使用；群众最怕领导没爱好，领导没爱好，群众就不知道怎么对付领导。

领导就是领导，群众最怕的就是领导深入群众，平日里高高在上，忽然要深入群众，哪个群众不怕被砸着深入群众的时候，领导都有本领能收能放，收是集中，放是民主；收是权力，放是闲情，收是领导风范，放是与民同乐。

62民间组织

我国宪法规定公民有结社的基本权利，宪法支持人民自己组织起来，积极参与政治生活，参与社会事务的管理。这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具体方式，也是我们党治国方略的重要内容。

公民社会的发展，一个突出的标志就是民间组织的迅速壮大。在我国，民间组织主要是指各种合法的、非政府的、非营利的、非党派的，实行自主管理的民间志愿性社会中介作葬，包括社团与民办非企业单位两种。

民间组织在我国的快速发展，已经越来越成为一种新社会现象。民间组织的成长速度惊人，据统计，仅目前中国的志愿者组织成员就高达1000万人。

民间组织的出现，给政党活动提出了新的课题。作为一种普遍现象，民间组织的发展给世界各国政党活动带来了新的挑战，如政党面临着利益表达和精英集聚功能被替代的挑战，政党面临着管理手段进一步民主化、法制化的挑战；政党面临着合法性危机的问题等等。从国外的经验来看，由于政党与民间组织都具有利益表达和利益综合的功能，所以民间组织也具有政治性质，或者说可能成为政治性组织，与政党既可以是互补的关系，也可能是对立的关系。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政党没有有效发挥自己的功能，民间组织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政党，从而介入政治领域。

从管理学的角度看，领导活动的层次高于管理活动；从区别上看，一般说来，领导活动都会挑战现状，而管理活动只会接受现实；领导活动更关注领导的对象，而管理活动更关注制度；领导需要交流，而管理只是发布命令；领导需要创新，而管理只是模仿；领导是做好事，而管理只是把事情做好。

63关于知识分子

我国对知识分子的界定

新华词典对知识分子的解释是：“具有较高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如科学工作者、教师、医生、记者、工程师等。”这一界定让人觉得在中国，当知识分子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儿；再说了，脑力劳动本身就是一个模糊的概念；至于文化水平是否高，目前的趋向是文凭和学历代表了文化水平。

王小波说：“我们国家总以受过某种程度的教育为尺度来界定知识分子，外国人却不是这样想的，知识分子应该是在大学或者研究部门供职，不坐班也不挣大钱的那些人。”

西方对知识分子的界定

在西方学术界，关于知识分子的讨论由来以久，而且一般都认为批判精神和终极关怀是知识分子不可或缺的两个条件。人类社会的整体命运和人的普遍利益，这是他们籍以建立其全部价值体系的前提。

今日的西方人常常称知识分子为“社会的良心”，认为他们是人类的基本价值如理性、公平、自由的维护者，知识分子一方面根据这些基本价值来批判社会上的一切不合理现象，另一方面则努力推动这些价值的实现。如果一个有知识的人，全部的兴趣始终局限于职业范围之内，那么他仍然没有具备“知识分子”的充足条件。知识分子除了献身专业以外，还必须具备一种关怀精神，关怀国家、关怀社会以及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个人私利之上的。

西方学者对知识分子的定义，其实就两个意思：一是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否则说话没有权威。二是拥有公共关怀。知识分子由于自己的专业，更由于自己的智慧与理智，在其他领域有前瞻性的认识，他的认识超脱其狭隘的专业，超脱社会，指向未来，甚至跨越国界。

中西方的知识界大都承认“知识分子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知识分子是没有或几乎没有根的阶层，对这个阶层来说，任何阶级或等级地位都不能明白无误地横加在它身上，”“在很大程度上，它是不属于任何阶级的。”

在现代社会中，知识也是一种资本，不过这种资本与货币资本不同，它不是实体的而是符号的；但它与货币资本一样，也可以用来支配人们的收入、地位和权力。

知识分子具有启蒙性和批判性。

大一统既是中国的传统政治思想，也是中国的传统地理思想，地理上的大一统也就意味着政治上的大一统，为了这个大一统的稳定，又会出现一个思想上的大一统。

秦始皇焚书坑儒使知识分子集体爬下了。李斯出了个馊主意：以吏为师。当官的或许懂得法规，但是未必懂得思想；更可怕的是，当官的可能连法规都不懂，但他们有权阉割、扭曲思想，甚至有权支配思想者的小命。事情就从这里发生了质的变化。先秦知识分子可以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但是他们可以“处士横议”，所谓的“处士横议”，就是言论自由。

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教育与选官制度相结合，儒学成为士人进身入仕的通途。儒学从此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中国传统文化就是儒家传统。自汉以后，士几乎就是儒家之士，而士则是道之所系，上则从事政治，下则从事教化，目的是治国平天下。

知识分子儒家化，也就意味着知识分子的御用化，因为儒学本身逐渐被统治者利用和改造。隋唐实行科举制度，干脆把维护统治的儒家思想作为入仕的标准。这样顺从统治者的思想，不仅可以保证人身安全，还可以取得荣华富贵。两千年利害的逼迫与引诱，使中国文人成了权力的驯服工具。他们在政治领域忠于君主，在私人生活层面尊从父兄，在道德领域则顺从圣人。儒家文化的学术性完全匍匐到了政治性之下。他们从不讨论制度本身的合理性，只是证明现存制度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