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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压一下奕欣的不臣之心,是个过场的事情,不过奕譞当时的表现却非常抢眼。奕譞从东陵监工现场匆匆赶回,联合皇室宗亲替六哥求情,终保奕訢军机处首席大臣宝座,其表现似颇能反映手足情深。
不过此一时彼一时,奕譞终究不是六哥的铁杆支持者,而且他们的大敌肃顺也已经死了,他更不需要顾忌了。奕譞书力保他六哥,也不仅仅是兄友弟恭,而是他的又一次政治投机。慈禧打压恭亲王,无非为了收权,避免奕欣觊觎皇位,奕譞正是看清了这点才力保他六哥,肃顺还在呢要是没了六哥,肃顺第一个饶不了奕譞。这次奕譞背后捅刀,则是企图分权,故大姨子与妹夫都是欲从奕訢手剥离权力归于己有,而不是要彻底搞垮恭亲王,治国理政他俩都不行。对权力的极度渴望,可令父子相残,兄弟反目,历代宫廷,莫不如此。醇郡王不过老调重弹而已。
不懂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懂装懂。涉外问题,无论何时何地,都是政府最为棘手之事,何况大清正处于国内外的的剧烈震荡。故身为总理衙门大臣的奕欣,每遇一事,皆如履薄冰,战战兢兢。奕欣对外实力对、局势走向有着较为清醒之认识,故其主张相对理性,凡事以和为贵,徐图自强。然而瞅着六哥炙热权位而眼红的奕譞,偏偏又不谙世局,其见识虽然固陋,但是胆子却异于常辈。
在天津教案发生的一年多之前,正值清廷与英法诸国修约之际,早对兄长施政风格腹诽甚久的奕譞再也按捺不住,递一份敬陈管见折及驱逐洋人之法六条,公然与恭亲王政见立异。开篇奕譞便将矛头指向他六哥的心腹崇厚,认为其所谓修约意见,“或谓圣德何所不容,或称天主教无异释道,是直非苟安目前,且将袒护洋人,为一己固宠保荣之计,此臣所没齿鄙之,胶固不化者也”。杀鸡自然是给猴看,点名批完崇厚,奕譞便转话锋于总理衙门数年方针面。在他看来,洋务运动之所以兴起,“首误于苟且依违,继误于剿抚无定,尤误于内外臣工,情不联属,秉政者既无定见,疆吏将帅亦无所适从”。基于此判断,奕譞指出“庚申咸丰十年必应和约,现在必应羁縻,将来必应决裂”,故洋务仅是一时权宜,必须勤练兵勇,“一旦翻然决裂,将以天下之兵之民,敌彼蕞尔数国,如越之灭吴,唐之服突厥”。
具体如何筹划驱洋计划,奕譞拿出了自己的六条方案:“一、请垂询督抚,以收集思之效也”“二、请密饬王大臣各抒所见,以济时艰也”“三、请收民心,以固根本也”“四、请摈斥异物,以示天下也”“五、请召见宿将,以备不虞也”“六、请饬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详查夷人入城数目,以免患伏肘腋也”。若说一、二、五、六条只是陈词再提,那三四两条则实属不懂世局的荒谬之言。说穿了,奕譞的主张即驱逐洋人,抵制洋货,可知这种天真到只堪发噱的念头,排拒西方现代明的举动,在皇族及士林,影响力依旧甚广。而七爷奕譞的所谓政见,也是一个愤青的水平。
第七百一十四章 鹰派崛起
为了奕譞那封没什么见地的奏折,朝廷还搞了一次内阁会商,从而诞生了一个差点弄死奕譞的派系。 参与讨论者,有素来仇视洋务的大学士倭仁、吏部尚书朱凤标、刑部尚书瑞常,以及当时正在北京盘亘述职的直隶总督曾国藩。
耐人寻味的是,经过一番议论,众人推举曾国藩起草对奕譞奏折的意见书。此折代表了朝保守力量的立场,同时该又撰于曾国藩之手,可见曾国藩对奕譞的主张并无太多异议。那向来以胸怀开明、积极洋务面貌示人的曾国藩,其实内心深处仍对洋人持仇视态度,否则他应不会对通篇意欲驱逐洋人的奏折保持认同。身居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作为士大夫典型代表的曾国藩,其做人与做事存在着巨大反差、矛盾与纠结。曾国藩主张的学为体,西学为用,师夷长技以制夷,几乎把这位大贤给搞分裂了。而一年后的天津教案,则不啻将他的思想与行动彻底撕裂成两个根本无法弥合的极端。
对奕譞的这份奏折,清廷以内阁复议的形式做出回应后,便再无反响。然其象征意义却 实际,这是奕譞保守立场的首次公开“亮剑”,且收到不少重臣之抱团附和,朝的保守势力终于从皇室寻觅到领袖人物。进而立场保守且态度强硬的鹰派已渐趋成型,一旦西事务出现大的变故,鹰鸷便立刻展翅出击。天津教案便成了一个契机,鹰派振翅而起,把奕欣给搞了个狼狈不堪。
天津教案爆发后不久,时任江苏巡抚的丁日昌曾数度密函奕欣,表达对津案看法。丁丞赞同曾国藩“国现在力量不及,只有曲意求和之一法”的观点,称此“真深识远虑之谈”。应当说丁日昌的观点,非常符合奕欣处理津门事件的思路。于此之外,丁日昌还预见到围绕此案,朝堂之必定出现反对声音,故丁力劝奕欣为首的决策层“现在事机紧急,守备则万不可缺,至于或战或和,应由宸衷独断,不可为众论所动摇”。此言堪称发自肺腑,预料也十分的准确。不出其料,主张对外强硬的议论很快甚嚣尘,盈满枢廷。
政见不同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背后裹挟着由宿怨和利益浇筑而成的冰冷私见。不过打响这场庙堂之争头炮的阵前先锋,却是两名汉人军机:李鸿藻与沈桂芬。李鸿藻本与倭仁、徐桐等人走得甚近,又因之前同馆风波、丁忧夺情事件,与奕欣集团结下旧怨,故其出马反驳情理之,不必赘言。较之书生本色的李鸿藻,沈桂芬曾于同治三年出任山西巡抚,经此历练,其门面气局为之大开,“治事精敏,在前敢言能辨,同官咸服其才”。同治六年,沈氏起复便径直入值军机,兼任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诸要职,后因其处理洋务之才识深受奕欣青睐,被召入总理衙门委以当家大臣重任。寥寥数年,沈占据军机、总理衙门两大要津,俨然成为南派京官之魁首。
李、沈朝堂交锋,源于御史贾瑚所呈质疑总理衙门偏袒洋人策略的折子。朝议之时,李鸿藻与沈桂芬、宝鋆围绕此折,展开激烈辩论。李鸿藻认为贾瑚所言非常有道理,应该有明诏督责,宝鋆和沈桂芬则皆不以为然。颇有愤青气质的两宫太后,认同了李鸿藻的观点,故颁旨明发。宝鋆和沈桂芬岂能善罢甘休,又坚称“津民无端杀法国人,直是借端抢掠”,挑起了第二轮辩论。既然在枢桓之内,宝鋆与沈桂芬又是同一战壕的盟友,且背后有恭亲王奕欣这棵大树,李鸿藻孤身一人冲锋搏杀,让人看来可谓不智,只会令其形势愈发孤立。然而愈是孤立,却愈对李鸿藻有利。一来如此貌似不惜代价的拼争,可积累自己于清流之的名声与资本,二来唯有如此才能激起奕譞等鹰派人物的支援。
果如李氏所料,次日奕譞便折议论津门一案,两宫还为了这封奏折把奕欣给找来了。可见双方政见迥异,必在庙堂有一番恶战。午后诸王、军机大臣、御前大臣、总理衙门诸臣便一同被召见于乾清宫西暖阁。“两宫太后也是来了劲头,连面前的帘子都给撤了,翻来覆去的问起了天津的情况。别有用心的七爷奕譞和素来偏袒百姓的五爷亦誴,扯开嗓子白话了。五爷还是明白人,他也知道曾国藩的不得已,但是他坚持认为民心是国家的根本,而曾国藩的策略将会大失民心,所以绝不可行。六爷则是趁势加火,说必须顺应民心,而且天津的张光藻、刘杰无罪,陈国瑞也是个忠勇可用的将才。而且奕譞认为,总理衙门的照会出现“天津举事者及大清仇人”之语,实在是有失天朝的体统。六爷奕欣面对真糊涂的兄长和假明白的弟弟,只能是苦苦坚持,誓死支持曾国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