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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压一下奕欣的不臣之心，是个过场的事情，不过奕譞当时的表现却非常抢眼。奕譞从东陵监工现场匆匆赶回，联合皇室宗亲替六哥求情，终保奕訢军机处首席大臣宝座，其表现似颇能反映手足情深。

不过此一时彼一时，奕譞终究不是六哥的铁杆支持者，而且他们的大敌肃顺也已经死了，他更不需要顾忌了。奕譞书力保他六哥，也不仅仅是兄友弟恭，而是他的又一次政治投机。慈禧打压恭亲王，无非为了收权，避免奕欣觊觎皇位，奕譞正是看清了这点才力保他六哥，肃顺还在呢要是没了六哥，肃顺第一个饶不了奕譞。这次奕譞背后捅刀，则是企图分权，故大姨子与妹夫都是欲从奕訢手剥离权力归于己有，而不是要彻底搞垮恭亲王，治国理政他俩都不行。对权力的极度渴望，可令父子相残，兄弟反目，历代宫廷，莫不如此。醇郡王不过老调重弹而已。

不懂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懂装懂。涉外问题，无论何时何地，都是政府最为棘手之事，何况大清正处于国内外的的剧烈震荡。故身为总理衙门大臣的奕欣，每遇一事，皆如履薄冰，战战兢兢。奕欣对外实力对、局势走向有着较为清醒之认识，故其主张相对理性，凡事以和为贵，徐图自强。然而瞅着六哥炙热权位而眼红的奕譞，偏偏又不谙世局，其见识虽然固陋，但是胆子却异于常辈。

在天津教案发生的一年多之前，正值清廷与英法诸国修约之际，早对兄长施政风格腹诽甚久的奕譞再也按捺不住，递一份敬陈管见折及驱逐洋人之法六条，公然与恭亲王政见立异。开篇奕譞便将矛头指向他六哥的心腹崇厚，认为其所谓修约意见，“或谓圣德何所不容，或称天主教无异释道，是直非苟安目前，且将袒护洋人，为一己固宠保荣之计，此臣所没齿鄙之，胶固不化者也”。杀鸡自然是给猴看，点名批完崇厚，奕譞便转话锋于总理衙门数年方针面。在他看来，洋务运动之所以兴起，“首误于苟且依违，继误于剿抚无定，尤误于内外臣工，情不联属，秉政者既无定见，疆吏将帅亦无所适从”。基于此判断，奕譞指出“庚申咸丰十年必应和约，现在必应羁縻，将来必应决裂”，故洋务仅是一时权宜，必须勤练兵勇，“一旦翻然决裂，将以天下之兵之民，敌彼蕞尔数国，如越之灭吴，唐之服突厥”。

具体如何筹划驱洋计划，奕譞拿出了自己的六条方案：“一、请垂询督抚，以收集思之效也”“二、请密饬王大臣各抒所见，以济时艰也”“三、请收民心，以固根本也”“四、请摈斥异物，以示天下也”“五、请召见宿将，以备不虞也”“六、请饬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详查夷人入城数目，以免患伏肘腋也”。若说一、二、五、六条只是陈词再提，那三四两条则实属不懂世局的荒谬之言。说穿了，奕譞的主张即驱逐洋人，抵制洋货，可知这种天真到只堪发噱的念头，排拒西方现代明的举动，在皇族及士林，影响力依旧甚广。而七爷奕譞的所谓政见，也是一个愤青的水平。

第七百一十四章 鹰派崛起

为了奕譞那封没什么见地的奏折，朝廷还搞了一次内阁会商，从而诞生了一个差点弄死奕譞的派系。 参与讨论者，有素来仇视洋务的大学士倭仁、吏部尚书朱凤标、刑部尚书瑞常，以及当时正在北京盘亘述职的直隶总督曾国藩。

耐人寻味的是，经过一番议论，众人推举曾国藩起草对奕譞奏折的意见书。此折代表了朝保守力量的立场，同时该又撰于曾国藩之手，可见曾国藩对奕譞的主张并无太多异议。那向来以胸怀开明、积极洋务面貌示人的曾国藩，其实内心深处仍对洋人持仇视态度，否则他应不会对通篇意欲驱逐洋人的奏折保持认同。身居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作为士大夫典型代表的曾国藩，其做人与做事存在着巨大反差、矛盾与纠结。曾国藩主张的学为体，西学为用，师夷长技以制夷，几乎把这位大贤给搞分裂了。而一年后的天津教案，则不啻将他的思想与行动彻底撕裂成两个根本无法弥合的极端。

对奕譞的这份奏折，清廷以内阁复议的形式做出回应后，便再无反响。然其象征意义却 实际，这是奕譞保守立场的首次公开“亮剑”，且收到不少重臣之抱团附和，朝的保守势力终于从皇室寻觅到领袖人物。进而立场保守且态度强硬的鹰派已渐趋成型，一旦西事务出现大的变故，鹰鸷便立刻展翅出击。天津教案便成了一个契机，鹰派振翅而起，把奕欣给搞了个狼狈不堪。

天津教案爆发后不久，时任江苏巡抚的丁日昌曾数度密函奕欣，表达对津案看法。丁丞赞同曾国藩“国现在力量不及，只有曲意求和之一法”的观点，称此“真深识远虑之谈”。应当说丁日昌的观点，非常符合奕欣处理津门事件的思路。于此之外，丁日昌还预见到围绕此案，朝堂之必定出现反对声音，故丁力劝奕欣为首的决策层“现在事机紧急，守备则万不可缺，至于或战或和，应由宸衷独断，不可为众论所动摇”。此言堪称发自肺腑，预料也十分的准确。不出其料，主张对外强硬的议论很快甚嚣尘，盈满枢廷。

政见不同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背后裹挟着由宿怨和利益浇筑而成的冰冷私见。不过打响这场庙堂之争头炮的阵前先锋，却是两名汉人军机：李鸿藻与沈桂芬。李鸿藻本与倭仁、徐桐等人走得甚近，又因之前同馆风波、丁忧夺情事件，与奕欣集团结下旧怨，故其出马反驳情理之，不必赘言。较之书生本色的李鸿藻，沈桂芬曾于同治三年出任山西巡抚，经此历练，其门面气局为之大开，“治事精敏，在前敢言能辨，同官咸服其才”。同治六年，沈氏起复便径直入值军机，兼任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诸要职，后因其处理洋务之才识深受奕欣青睐，被召入总理衙门委以当家大臣重任。寥寥数年，沈占据军机、总理衙门两大要津，俨然成为南派京官之魁首。

李、沈朝堂交锋，源于御史贾瑚所呈质疑总理衙门偏袒洋人策略的折子。朝议之时，李鸿藻与沈桂芬、宝鋆围绕此折，展开激烈辩论。李鸿藻认为贾瑚所言非常有道理，应该有明诏督责，宝鋆和沈桂芬则皆不以为然。颇有愤青气质的两宫太后，认同了李鸿藻的观点，故颁旨明发。宝鋆和沈桂芬岂能善罢甘休，又坚称“津民无端杀法国人，直是借端抢掠”，挑起了第二轮辩论。既然在枢桓之内，宝鋆与沈桂芬又是同一战壕的盟友，且背后有恭亲王奕欣这棵大树，李鸿藻孤身一人冲锋搏杀，让人看来可谓不智，只会令其形势愈发孤立。然而愈是孤立，却愈对李鸿藻有利。一来如此貌似不惜代价的拼争，可积累自己于清流之的名声与资本，二来唯有如此才能激起奕譞等鹰派人物的支援。

果如李氏所料，次日奕譞便折议论津门一案，两宫还为了这封奏折把奕欣给找来了。可见双方政见迥异，必在庙堂有一番恶战。午后诸王、军机大臣、御前大臣、总理衙门诸臣便一同被召见于乾清宫西暖阁。“两宫太后也是来了劲头，连面前的帘子都给撤了，翻来覆去的问起了天津的情况。别有用心的七爷奕譞和素来偏袒百姓的五爷亦誴，扯开嗓子白话了。五爷还是明白人，他也知道曾国藩的不得已，但是他坚持认为民心是国家的根本，而曾国藩的策略将会大失民心，所以绝不可行。六爷则是趁势加火，说必须顺应民心，而且天津的张光藻、刘杰无罪，陈国瑞也是个忠勇可用的将才。而且奕譞认为，总理衙门的照会出现“天津举事者及大清仇人”之语，实在是有失天朝的体统。六爷奕欣面对真糊涂的兄长和假明白的弟弟，只能是苦苦坚持，誓死支持曾国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