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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舰队前往上海上海江南船坞中的那四艘开工不久的北洋级战列舰是不好见光的。
北洋海军的将领们知道这是战列舰，但是对外宣称的却是万吨货轮江南船厂因为在上海江南制造局范围内，是军事重地，所以在荷枪实弹的士兵防卫下，在目前外人很难接近。因为江南船坞曾经为旅顺造船所秘密建造过两艘靖海级装甲巡洋舰的壳体，现在已经公开建造两艘装甲巡洋舰，所以已经有人在怀疑上海江南船坞这四座刚刚落成便投入使用的三万吨级干船坞有很大可能是在建造战舰。
谭延闿知道有很多人视自己为眼中钉肉中刺，上海江南船坞里面的东西太大，尤其是有过“恶劣”的前科，那四座三万吨级干船坞又如此显眼，迟早有一天会被人拿来说事。说实在的，用四艘北洋级战列舰来换取北洋海军的全力支持，在谭延闿看来是非常划算的中国不能有海无防，列强惯用的手法之一便是打着干涉的旗号来掠夺，他也不会给任何人予以机会和借口。
目前北洋在上海进驻了两营士兵，上海道台是出身直隶总督衙门的邹逸，由他来全力配合北洋部署在上海的驻军到现在还算可以。碍于北洋现在越来越强势的姿态，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人跳出来冒险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来揭锅盖，但是这个锅盖总是要被揭开的，毕竟战列舰的建造周期长达两年半，若说不出一点纰漏这连谭延闿自己都不相信。
鹿传霖是有资格揭锅盖的人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也有能力在上海安排驻军，而且名义上比谭延闿要光明正大的多所以谭延闿对鹿传霖在对待北洋的态度上也是观望当中，按照慈禧太后的布局，张之洞是遏制谭钟麟的，而鹿传霖的任命在谭延闿看来就赤裸裸的针对自己的，如果鹿传霖在上海部署新的兵力，那毫无疑问这个锅盖便离揭开就不远了。
“看来逼老子造反的理由还真是够多的呀”谭延闿一想到鹿传霖的任命，脑袋就有些发大，当初将战列舰的建造地点安排在上海，无非就是上海拥有仅次于旅顺的工业基础，至于天津则先天不足大沽船坞比江南船坞更加招摇，而且大沽船坞面临的是海涂而不是海滩，水位根本无法满足战列舰的航行需要，当年作为北洋海军基地最为理想的地方便是大沽，就是因为其水位不能达标才选择旅顺和威海卫作为海军基地。
好在鹿传霖现在还没有到任，还在从兰州赶往京师的路上，再加上信任地方大员总要在京城拜一拜各路衙门口的佛爷，皇帝和慈禧太后也要召见他，他的内弟张之洞少不得也要和他促膝而谈等这位仁兄抵达江宁的时候，再快也要一个半月之后的事情了，而根据谭延闿对维新变法的回忆，他要造反的时间已经进入了倒计时。在未来不长的时间里，北洋就算再强势，老太太也要看看北洋的脸色在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没有分出胜负之前，北洋偷造战列舰并非是主要矛盾，在权力面前只有不惜一切代价先打到主要对手才是真的，至于后面的事情谁又能管得了这么多呢
自从翁同龢被罢免之后，拖拖拉拉的维新变法终于到来了，随着时间进入夏季，中国政坛的温度也在火热的天气中节节上升。政治上的变化以让人眼睛看得见的速度在变化，而有此产生的新旧摩擦的温度也让人越来越赶到焦虑不安，这远比气温给人们带来的不适更加明显。
饬令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谭延闿赶办关东铁路；开京师大学堂、废除科举考试中的五言八韵诗，改各省省会之大书院为高等学堂，府城书院为中等学堂，州县书院为小学堂，各类学校均兼学中西，开经济特科，废除朝考，取士以实学为主，不凭楷法；在京师设立矿物、铁路、工商总局；裁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大理寺、太仆寺等衙门；撤湖北、广东、云南巡抚及东河总督；又各省同知、通判等中无地方之责者，亦均着裁汰
紧跟着康有为之后，黄遵宪、谭嗣同被赏赐六品卿衔，没过几天梁启超也被赏赐六品卿衔，办理译书局事务，同时黄遵宪又被以三品京堂候补放出使日本大臣，召见刘光弟、杨锐等人，关心时政，勉其为新政效力
第二百四十四章 导火索
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刘光弟、杨锐等人的官衔提升并不会引起多大的波澜，因为所有人都能够料到光绪皇帝要行变法，不提升几个人的官职是不行的，况且提升官职还没有进入二品大员这个“警戒区”，五六品的小官在大清官场如过江之鲫，多如牛毛，这不会引起多大的震动。
不过很快，维新派引动朝局地震的时刻便到来了礼部王照是一名变法激进主义者，自康有为写出俄彼得变政记之后，他认为光绪皇帝也要学俄国皇帝那样，走出国门到国外去访问各国列强，以开阔眼界，增长见闻，他建议光绪皇帝能够最先出使日本。他请礼部满汉两位尚书怀塔布和许宝骙代为呈递，不过这两位礼部尚书都感到王照的奏折实在是太过骇人听闻，拒绝替王照代为呈送奏折，而礼部自满汉两位尚书之下的四位满汉侍郎也不愿意为王照代为呈送奏折，理由也是差不多的。
王照在礼部吃了闭门羹之后，就将奏折直接向内奏事处投递，而这份奏折也确实最后到了光绪皇帝手中。平心而论建议光绪皇帝出国访问列强，尤其是访问日本，这并非是王照的“独创”，先前比王照更有权威的张萌桓就曾有过这个建议，不过不知道为什么张萌桓并没有对此坚持。王照官职虽小，但却比张萌桓要执着的多，光绪皇帝从他这本奏章的背后嗅到了其他的气息那些年迈位高的大臣对变法维新非常冷淡，他们害怕自己的既得利益因为变法维新而受到损害，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礼部，其他各部甚至推演到帝国所有的行政机构都是存在的。
王照的奏折便成了光绪皇帝发难的开端广开言路是变法维新中重要的一环，而像礼部这样满汉两位尚书、四位侍郎不肯为王照代为呈送奏折，这本身就是对定国是诏的公然违抗，这是抗旨不遵今天礼部出现抗旨不遵，明天吏部、户部等其他各部也就会出现违命，必须对礼部的这些“老朽”进行严惩，才能够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搓一搓那些“老朽”的嚣张气焰。
光绪皇帝以王照奏折事件为发端，第一次果断的行使了自己皇帝的权威将礼部满汉两位尚书、四位侍郎全部罢免，授裕禄和梁启超的妻兄李端棻等六人为新的礼部尚书和堂官，又赏王照三品顶戴以示激励。这一人事任命在朝中一石激起千层浪，所有人都不禁为之感到惊异礼部尚书已经是朝廷二品大员，在以往光绪皇帝是没有二品大员任免权力的，况且就算有这个权力，一次性罢免如此多的官员，基本上瘫痪一部职能，这岂不是儿戏光绪皇帝的任免命令惹得众意纷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