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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到所有人都离开后,谭钟麟问道:“组安,你知道此文一出谁最高兴么”
谭延闿回答道:“劝学篇十二篇中,除了去毒一篇讲鸦片之害以外,其余各篇都与洋务或多或少的有些关系。孩儿以为当今中国疲弱不堪,若使之富强则离不开洋务,只有洋务能够给中国带来财富;也只有通过兴办洋务才可使中国有西洋坚船利炮纵观曾、左、彭、胡四位作为,皆是与洋务有着很深的联系,就是当今的李鸿章和张之洞亦不过如此。可叹朝中始终都有些迂腐之辈,从中阻挠,孩儿写着劝学篇虽然没有明说为洋务派官员叫好,但是也是为他们说话了。想来这最高兴的人还是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人”
谭钟麟听后点点头说道:“劝学篇十二篇,篇篇切中时务要害,同样的文章为父也见过不少,不过只是嗤之以鼻而已,原因无他,唯锋芒太露耳为父之所以能够对你的文章叫好,重要的还在于内敛二字,中体西用从冯桂芬那个时候提起到现在已经三十年了,不过这也仅仅是一个提法而已,虽然这三十年中包括张之洞等人都有文章提到,但是却没有你的劝学篇这么清晰明了,更为难得的是这篇文章也会颇得朝中清流好感”
谭延闿站在一边耐心的听谭钟麟说教,中间并没有打断话头,现在他对老头子的谈话非常重视,不仅仅在于谭钟麟掌握自己的一切,而是因为老头子的谈话饱含了他为官数十年的经验和教训。虽然他心中已经打定主意时局一旦变得非常糟糕的时候,便准备居家迁到国外去,但是不到最后时刻他还是愿意为这片土地的百姓多做些好事。做好事也需要讲究策略的,这不时仅凭着良心正直就可以的,有的时候为了做好事也不得不做一些违心的事情来达成目的,这个道理谭延闿心中非常清楚。不管谭钟麟教给他这些知识的目的在于什么,但是他心中很清楚,老头子的话对他的将来将会有着很深刻的影响,自己可以用之规划未来,审时度势来做更多有益的实事。
“中体西用中体西用组安,为父之所以不想让你的文章刊发出来,最重要的原因是还想让你继续完善这篇书稿,就以中体西用这个要点进行更深一步的阐述,话题可以说的更加广泛一些为父遍观此稿,觉得一些主旨上你把握的非常好,再写新的内容的时候,要继续把握好主旨这个主旨是题外的,你明白了么”谭钟麟非常有深意地问道。
“两不得罪孩儿谨记父亲教导”谭延闿非常敏锐地回答道。
谭钟麟听后非常满意地点点头,笑着说道:“为官之道在于一个混字,做学问也是如此,想要让自己的影响更加深远广泛,就必须懂得和光同尘,只有这样才可以让自己走的更远,让自己的主张能够被更多的人所接受组安,你这几天要加紧些,等完稿的时候交给为父审阅,为父可将此书稿推荐给朝廷和其他重要的官员,以此来征求他们的意见,然后再复交刊行,那个时候对你来说才是最好的选择”
谭延闿经过这次和谭钟麟的谈话后明白,老头子之所以暂不刊发,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在于劝学篇的内容上还不够充实。中体西用三十年前便有人开始提,洋务派也曾有人以此来明确自己的政治主张,可惜到现在依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老头子的想法让他感到非常吃惊要么不做,要么就一直做到尽头,以一本劝学篇来奠定谭延闿在这个理论体系中的权威宗师地位,尽管他还年少,但是既然他写了劝学篇就必须把“中体西用”来阐述的非常详尽,不要去做冯桂芬,开创了一个新的概念却没有执行到底,平白为人做嫁衣。
谭钟麟在1856年会试中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就是在那个时候,他在翰林院认识的冯桂芬,而冯桂芬的校芬庐抗议就是数年后在上海完成的,后来冯桂芬就进入了曾国藩的幕府,也曾进入李鸿章的幕府当幕僚。因为在那一时期谭钟麟也恰巧任江南道监察御史、杭州知府等职,冯桂芬的作为他倒是非常清楚。根据谭钟麟的回忆,曾国藩和李鸿章引进蒸汽机和后来的西式武器弹药生产计划都受到了冯桂芬的影响,而李鸿章在上海和广东最早建立的外语学校也是出自冯桂芬的手笔。
冯桂芬没有像谭钟麟这样走上非常显赫的官场之路,但是他的才智给谭钟麟留下了深刻的影响。看到儿子现在所写的劝学篇,这倒是让老头子回忆起了三十年前的同僚,可惜依附于人也要看主子的作为,无论是曾国藩还是李鸿章,他们的气魄和才干都已经是那个时代的最顶端了,但是对于冯桂芬的一些建议他们也是非常有取舍性的。
谭钟麟把他所知道的关于冯桂芬的事情都给谭延闿介绍了一遍,同时也说明了去年他支持谭延闿建立翻译科的最初动机便是因为冯桂芬也从事过这种尝试,借助李鸿章和曾国藩来开设外语学院,并且还试图量翻译外国科技书籍。这还是谭延闿第一次听说有这么一个人存在,看到老头子这么推崇冯桂芬,他心中对这个人物也是颇为好奇,不过可惜的是在二十多年前他们之间就已经失去了联系,至于冯桂芬现在是死是活都不知道。不过谭钟麟也非常坦言:既然他要想重新树立“中体西用”这杆大旗,就必须现在学术上站稳脚跟,但是若想在这个领域真正立足的话,那道路将会更加漫长不要重走冯桂芬的老路,在学术上有建树之外,也必须努力去实现它,不要弄得到现在还有几个人能够知道这“中体西用”是冯桂芬最先提出来的对于“中体西用”的最先起源,戒念也曾翻阅了很多资料,早先在林则徐时代的魏源也曾提出过类似的主张,不过相对于冯桂芬来说,显然差了很多,所以在本书中这一思想的起源便安在了冯桂芬的头上,不要太过计较,谢谢
经过和谭钟麟这番长谈,谭延闿才知道“中体西用”这个词居然有这么复杂的渊源,想到后世的教科书上与此有关的不过是张之洞一人。来到这个时代后才知道“中体西用”居然已经被叫了三十多年了,而张之洞才是集大成者。想到谭钟麟最后的建议,他也不得不佩服老头子的远见张之洞正是有了这个学术上的功底,并且在执政上也是以此为目标而去奋斗,因而在百年以后的后世依然会有他的一席之地。
完善劝学篇对于谭延闿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事实上他还有很多东西都没有写出来,只是这本书稿原计划便是打擦边球,这个技术难度比较高,特别敏感的话题他也不敢太过深入。历史上张之洞的劝学篇是在维新变法的大背景下刊印发行的,那个时候张之洞虽然作为一名开明的高级官吏,但是对于维新派的主张不是很感冒,劝学篇在某种意义上是在攻击维新派的政治主张,要不然对张之洞颇有好感的梁启超也不会攻击劝学篇了。
对于那段历史,谭延闿也只知道这么多,放在现在的背景下,只要他对书中的言论谨慎些也不会出现什么大问题。谭钟麟要求他完善劝学篇这个比较好办,老头子也非常配合他,他需要知道的一些掌故只要是老头子知道的都无不细说清楚,并且联带就近几十年来的一些历史事件阐述了官场上斗争的背景,就连谭延闿非常熟知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件的背后官僚势力倾轧也说的非常详尽,这给了谭延闿以大量的资料支持,也使得他在完善劝学篇的时候有了更加明晰的准绳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