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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最看中的就是彼此的出身。

第一部分是截止咸丰十二年为止的光武新军所出最高位的是做到兵部侍郎的朱洪章其他如胡大毛、胡小毛兄弟、张运兰、林文察、程学启、潘鼎新等人第二部分则是成立于咸丰十七年之后的天津、保定、黄埔三地的武备学堂所出，如今也都是一省总兵的大员。

第三种就是如罗炳坤这样，全无出身，只是在绿营军中熬年头，混资历混上来的。虽然击着提督军衔，但和前面两者，格格不入，很难进入到对方的圈子中去。

皇帝于这样的事情也是洞若观火，但军中这样的事情在所难免，即便是唐宗宋祖那样的英主也休想能够改变，而且，他也并不很在乎朱洪章等所有这些人，都是自己登基之后一力捡拔而起，旁的事他不敢大言，对这些人，他有把握一道朱喻，就足以让他们俯首听命的。

罗炳坤上任之后，从南到北巡查全岛，在给朝廷所上的一折一片中，详细记述了所闻所见的兵事恶劣的详情。汛兵擅离汛地、武器操作不熟、兵房上堡崩塌无人闻问、将佐素质参差不齐、只有副将、参将、游击各一员及都司二员在任稍久，其余非阵亡事故即参革治罪，或甫经调任，加上士兵多新配，新补，在久未操练的情况下，兵将不相习已成必然。

有鉴于此，罗炳坤提出5事作为提升营中战力的重点，分别是：无事收藏器械以肃营规演验军庄枪炮，以求可用选择教师，孝习技艺，以备临敌增设噶兰营兵制以资防守和移驻北路副将，以重形势。

除了他的奏折之外，还有新任分巡台湾道李鹤年也上奏折，痛陈台湾岛内官场积弊，说他们多系文儒，不习武事，诸将则把弓马技艺委诸弁兵风云沙则交给舵工水手，自己只懂得巧结升官的丑陋行径。

甚者，营兵在府治以开设公厅，的方式，私自划分势力范围，除了白昼劫夺财物，掳掠妇女外，还自营赌场、烟馆、娼寮、私曲等业务，地方官明知此事但不敢过问，原因只有一个，怕这些人受到制裁之后造成哗变。

这两个人一登岸就发现了这些弁兵毫无纪律造成的祸害：原来，郡城兵丁经常械斗抢夺百姓受其苦毒，早有积怨，在这两个新官上任之前，终于爆发开来：城市闭门罢市，城厢之内道路不通，台湾总兵叶绍春、道员仝卜年、知府史密称病告退，几乎是一副无政府状态了。

总算罗炳坤身边还带着三营战力，他们在战斗经验上或者不及山东、河南、两湖等省的军中袍泽，但用来对付台岛内的这些人还是不会成很大问题的，到这一年的年底，罗炳坤大力整顿营伍初见成效。虽然还是有营兵霸占街坊民防，私设公厅等情事，不过在其他案件的改革上，已经稍见起色。

他所作的第一件事就是精简兵额一半以上用省下来的经费捐项修理伙房第二，加强查禁假冒衙门之棍徒，这些人在城门口肆意讹诈入城车辆，影响极坏，经过罗炳坤和李鹤年的打击，也很快销声匿迹了。

罗炳坤本来还提请朝廷，希望能够准许他整饬团练。因为团练终究属于乡兵性质，它可用于地方上的防卫，但因为训练、给饷等问题，还是能取代常设的营兵。罗炳坤提出把团练编为经制，但这件事在军机处打了回票，原因是练团丁常常有一呼百诺，的效果，很合乎抵御外敌时施行的策略民心可用。

在这些革除弊政的条陈之外，皇帝又降旨，要严厉打击和追剿航行于澎台闽浙乃至往来琉球、日本航道上的中外走私贩子，对于这些人，不问走私货物多少，一经查获，不问属地、国籍，按照人数计算，超过0个人的，一律处死少于这个数字的，一律发往黑龙江做苦役。而对于南洋海军和台湾所属海军中有人敢于徇私放纵的，不论是管带还是普通水手，一律处死

上有朝廷的严刑峻法，下有李鹤年和罗炳坤的层层威逼，海军士兵不敢不尊，在海上的巡查也比往常认真了很多这一次就逮的稻川垣等人，是近半年来所抓获的第十一批日本籍走私贩子了。总算他的船上的成员还不算很多，能够捡回一条性命，其他十艘船上的走私贩子，其中有六艘上的成员超过10人，都给押解到福州府城，呜嘟嘟几声号筒吹响，一刀斩讫，就这样稀里糊涂的做了异乡之鬼。

消息传到日本，引起本国人对清朝的极大不满从咸丰八年中国和英法两国各自签署的北京条约起，中国人便收回了对外司法权，除外交使节受国际公法保护，有豁免权之外，其他各国的洋人在中国境内犯案，都要依照中国法律判决，等到日本和中国建立关系，这一条法规也因循下来的。

这本身并不能算错，但在日本人看来，只是为了走私，就要杀人，未免太过严苛了一点只是走私，又不是杀人放火中国人的这种做法，太粗暴，太野蛮了而稻川垣及船员被押往黑龙江服五年苦役的判决，也再一次激起了日本国民的强烈不满纟

第3节 言语争锋

咸丰二十一年，亲王奕访日遇刺，中国不惜以武力威弈也要把事件的始作俑者川村纯义抓来处死，川村纯义迫于无奈，主动之国自首，落得个闹市丢头的下场，因为这一次的事件，中日两国的关系降到了冰点，特别是在得知川村纯义的骨殖运回日本之后，给日本人供奉在东京靖国神社内，供后人瞻仰，中国一次又一次表示不满，但日本人根本不为所动中国人这种近乎不讲理的做法，也引起了西方各国的不满，英国、法国、美国等国纷纷表示，如何对待死者，是日本人的自由，中国不宜插手。

咸丰皇帝在军机处叫起的时候咆哮几声，就算罢了。而在日本人看来，中国皇帝色厉内荏，只会和日本人发发脾气，面对西洋国家，还是选择了偃旗息鼓。这更增加了日本人，特别是日本军部少壮派对大清的鄙视。

而因为王遇刺事件的影响，中日两国各自撤回驻扎的对方国内的公使、代办、领事，一直到咸丰二十五年，英国人出面，从中调停，才重新开始了彼此交往，新任驻中国的日本公使是大久保利通。以他的大藏卿的身份，原本是不必如此屈尊降贵到中国来担任大使的，但据说大久保本人一再向天皇陛下请求，出于什么原因，中国人不知道，但最后的结果，是派他到达中国北京，担任驻华公使。

大久保来华之后的第一年，日本在长崎成立了番地事务局，这让大久保深觉不妥他很清楚的知道，在长崎设立这样一个全新机构的用意，长崎距离台湾北部第一重地鸡笼只有630海里，凭最新的日本海军炮舰奈良丸的二十三节最高航速，不用两昼夜即可抵达，有了这样的先进武备和可以快速做出反应的海面舰只，对于西乡从道等海军部的少壮派而言，更加是如虎添翼，不把大清放在眼里了。要是因为盲动而致使两国发生战事，对于两国而言，都将是一场残酷的流血

因为这样的缘故，大久保找了个借口，返回国内，向天皇述职之外，痛陈事务局必不可留的三条意见，其中的第一条就说，“以现在日本的力量，还不能是大清中国的对手，要是陛下错误的发出了信号，只怕会为军部的人所利用，到时候，引发两国之间的流血冲突，甚至激怒中国，后果堪虞啊”

但大久保的进辞没有为天皇采纳，并不是他不愿意听对方的话，而是为明治三年的一场纠纷，天皇受尽了委屈，自问这七年来的隐忍已经到了爆发的边缘，七年来，日本每年都要拿出超过预算财政的两位数以上的比例大兴海军，如今已经拥有了浪速级铁甲舰四艘、扬程级铁甲舰六艘，一级、二级水面舰艇总数不下二十五艘，鱼雷艇若干的庞大舰队这还仅仅是海面武装，陆上的陆军培训，也卓见成效，难道就不能和中国人拼上一场

“陛下，战争是到了最后关头才可以动用的国家武力在此之前，全部是要我等身为政客，与中国政府进行一切必要的商谈。若是轻易动兵的话，还要我等作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