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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准。
于是商人成了新贵族，他们更重视生活素质，要求名画家为他们作画，希望享受优雅的诗歌、音乐盛宴。但是封建制度是为贵族设计的，生活享受是封建贵族的禁脔。贵族或能容许商人趾高气扬，却禁止他们分享禁脔。
斗争的结果，连宗教也卷入了，商人为所欲为，甚至可以购买赎罪券，有了钱便可在天堂中继续享受。于是天主教分裂出了新教，梵蒂冈的力量式微，贵族节节败退。法国大革命后，贵族全面崩溃，掀开了西方重商主义的新页，奠定了物质文明的基础。
重商主义只是泛称，直到大卫里加度的经济论与亚当史密斯的资本论问世后，资本主义才逐渐成形。在利欲的前导下，工业与资本成为两把尖刀，立竿见影的物质效应即刻席卷天下，整个欧洲都投入了这场战役。
本主义是进取的，透过航海的扩张，开始了全球人民的浩劫。非洲人变成了劳动力的奴隶，亚洲人则成为待宰的牲畜。最后连欧洲人自己都成为急待解放的族群，藉着民主自由的口号，暂时宣泄了人性的压力，同时也失落了人类的心灵。
资本集中了，生产蓬勃了，但是享受者只是极少数最顶层的资本家。能量失衡，分配就不均，分配不均，人因不平而鸣。第一个鸣声来自共产主义，很快就在俄国站住了脚跟。甫进入二十世纪，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两个阵营的角力，成为世纪风暴的动力。
由于全球资源的分配早就在工业先进国的掌握中，共产主义的革命思想只能诱使落后贫穷的国家遵从奉行。然而马克思所未及见的，是二十世纪正好是知识爆炸的时代，真正的资源是知识，而非地底蓄藏的煤矿。
资本主义的信徒先一步释放了知识能，劳力生产的结构迅速改变，资本的性质不再局限于“资金”。另一方面，共产主义却浪费了过多的时间及精力，仍未能将人性需求物质的本质克服，徒然为反对而反对，最后迷失在自我斗争的漩涡中。
于是，接近世纪的末期，资本阵营在修正后稳定了，以经济自由、政治民主为号召，全力追求生产消费的成长。共产世界则刚刚相反，他们追求的是公正平等，但因违反人性的私欲，故必须紧缩严控，强调意识型态的斗争。不幸，物欲的需求有如泄地的水银，随着与知识共同成长的传播媒体，简直是无孔不入。终于，共产主义也面临改变的压力，不幸却找不到新的方向，唯一可行的，正是敌人辎重车所遗留下来的轨辙。
中国当然不能自免于这场风暴，不幸的是，在中华文化的薰陶下，完美代表了停滞。中国被称为睡狮，要摇醒睡狮并不困难，难在如何让醒后的猛兽尚能维持灵慧的头脑。更不幸，在醒后第一口囫囵下肚的，不是急需的养分，反而是时代的排泄物。中国就此变成了一个庞大的怪兽，一直摇摇晃晃，没有办法站稳。
在天地人三才结构中，如果把“地”修正为物质，则天地人的关系更能符合人生真实。物质文明本为人生真实的一部分，只是在知识尚未普及之前，人不可能有普遍的智慧，没有智慧，人就会迷失在物欲的醉乡中，不能回归本体。
物极必反，在二十世纪初，中国兴起所谓的“五四运动”，为了救国强种，决定全面向西方靠拢，彻底扬弃中华文化的根本。一批知识份子在一知半解下，贸然引进了“科学”、“民主”，采用“白话文”，心甘情愿地骑上了世纪彗星的尾巴。
在每个人都有不同解读的情况下，在上者个个自以为是民族救星。中国人民却饱受了三十多年的内乱及外患。最后，共产党以二万人起家，在几个月内蚕食鲸吞，把国民政府的数百万大军逼到台湾。
自四○年代后，中国表面上是安定了，只是仍未找到应行的方向，仍然摇摇摆摆。水清无鱼，自七○年代起，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先生发现，意识型态是无止境的战场，不如放在一边，转以国家力量为优先，因而进入改革开放阶段。
而台湾自六○年代就开始了现代化的脚步，走的是西方半开放式自由经济路线，以及政党式民主政治。在美国的协助下，地小人稠的宝岛以一种来料加工的生存方式，凭着人民的刻苦耐劳，省吃俭用，二十载含辛茹苦，终于博得了衣食父母的信赖，由当初的“被猎食”者一举迈入“掠食兽”的阵营，而被戏称为一条“小龙”。
中国大陆在改革开放后，国力稳定了，就注目于国家领土完整的历史使命。首先于一九九七年完成了香港回归的大业。那是百年前大英帝国强迫中国人吸食鸦片，中国反抗无力，赔款割地所遗留的伤痕。紧接着又于一九九九年从葡萄牙手里收回澳门，自后便将全部精力放在台湾问题上。
面对中国的回归呼吁，多年交恶的骨肉，必然不免尴尬的感受。首先是大陆已经扬弃了正统的中华文化，其次台湾经过几十年的西化，早已用“利”取代了“义”，以“私”替换了“公”。国家民族观念荡然无存，上焉者以钱赚钱；中等人以能力赚钱；无能无力者或偷或抢，人人金钱至上有了钱就效法犹太人，四海为家。
因此一听到回归，台湾内部立时分裂成三个集团，认为赚的钱还不够多，享受得还太少，力求保持现状的占大多数。而怀抱理想、要求独立成为开国元老的，或者是响应回归，认祖归宗的，则平分了剩余的一小半。
对已经屈辱了数百年的中国人来说，孰可忍孰不可忍拖下去是有负子孙，让台湾独立则相当于亡国绝种于是中国订定了策略，第一步是全面封锁台湾的国际发展空间，双方各投下近百亿美金的凯子外交。实际上这也算得上是一种投机性慈善行为，但在一九九九年，由于经济不景气，双方遂私下协议熄火。
其次是以商围政，以优惠的政策吸引台湾的企业到大陆设厂。当时正值台湾工业转型期，劳力、市场、资金都呈现出失衡的状况，移师大陆，正好解决双方的需求。但是台湾当局在媚日派的主导下，喊出了“戒急用忍”的口号，导致双方关系倒退。甚至祭出了各种“南向政策”、“西进政策”、“两国论”总之，只要能摆脱大陆的影响，简直无所不用其极。
这也是一种人性的反应，所谓“邻居交恶靠拳头，夫妻反目用刀口。”大人斗气，子女受气。在大陆，很少人把台湾当一回事；但在台湾，“妾身未卜”，人人心知肚明，独立毫无可能，投降又非所愿。于是产生了一种逃避心理，将人们疯狂地驱向股票市场、赌场，只求麻醉于一时。再若能大捞一笔，就随时准备到外国做寓公。
中国对台的最后一个策略，是改变美国人庇护台湾的态度，先以战争威胁，再以和谈号召。美国基于庞大的商机，终于逼迫台湾走上了谈判桌。一九九八年，一场历史性阶段任务的“辜汪会议”，落下了中国人悲剧命运的大幕。但是，中国的统一大业则尚须等到二○○二年才露出曙光。
楚平生自幼接受儒家教育，是忠君爱国的标准信徒，当台湾政府喊出南下、西进时，他义无反顾地，把大儿子楚一功送到印尼经营木材；二儿子楚二名派赴泰国做食品加工；三儿子楚三利到新加坡、马来西亚负责进出口，四儿子楚四禄则到菲律宾的苏比克湾去生产五金器材。
料不到一九九八年，东南亚泡沫经济崩盘，除了四禄还在苦苦撑持外，一功遇到反华暴动，家被烧了，木材开采权被收回；二名完全破产，血本无归；三利又遇到总理马哈地与副手安华交恶，外汇全面管制，事业陷入危机。
楚平生镇守台湾，真是如坐针毡，一日三惊。更糟的是，他的股票跌停，最后终于周转不灵，宣告破产。
破产不过是一种经济制度的游戏规则，却不为台湾的黑道所认同。楚平生的一个工厂有点债务纠纷，破产后黑道上门，认定楚平生赖债。几经谈判，楚平生实在没有能力偿还。最后黑道派人到菲律宾将四禄绑架了，以撕票告终。
为了逃避黑道的追杀，楚平生只身遁往海南，在英州镇开了一家小吃店，隐姓埋名，苟颜偷生。历经时代的变革，现在的楚平生已经是九十高龄的人瑞了，藉着长生手术，他看上去不过四十来岁，仍是一副精明干练的模样。
几十年来他一直独居，唯一的兴趣是钓鱼。一有空，他就到“天涯海角”附近海钓。说也奇怪，左右邻居从来没有见过他钓回一条鱼来。
他店里有个叫史成威的伙计，还有三个生化人帮忙。由于他待史成威如同己出，史也感戴于心，总希望有所回报。
有一天，他在“天涯海角”附近的一处乱石岗边钓鱼，被史成威看到了，史便买了一条活鱼，穿上潜水衣，潜到水里，打算把鱼挂到楚平生的钓钩上。
那日岗上钓客不多，等史成威找到楚平生的浮标，再循线找寻鱼钩时，不禁大吃一惊。原来钓竿上没有鱼钩，线的末端只是一块小石头。
史成威决定开个玩笑，便把鱼系在线上。谁知楚平生一任浮标沉到水底，仍然静静地坐在那里。
史成威耗不下去了，他游近楚平生，劈头便问：“老板，您在钓鱼吗”
楚平生由回忆中转回，一见是史成威，说：“喔是你你在潜水”
“老板，您的浮标沉下去了。”
楚平生看了一看，说：“让它沉吧，不要管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