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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的战争赔款，又得向外国买军火强化武备，能挣上来的那么点可怜的农业税有时候职称朝廷这些用度都困难，要挤出来点儿赈灾款那整个国家基本上也就陷入了“吃了上顿儿没下顿儿”的惨景，更别说再去补发。

老百姓生活质量每况愈下自然是要怨恨朝廷，别说现在这朝廷姓的是“爱新觉罗”在老百姓眼里本来就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鞑虏，就算他是黄帝、炎帝的直系子孙，如今把老百姓折腾到这份上而且不但是自己折腾还任由夷人来折腾，天下黎民任谁也会待见他们。

其实，朝廷内部也的确是有自己的苦衷，面对每况愈下的财政收入，以及持续上升的外债和反政府情绪，却也找不出合适的解决方案。

帝国最高层和最低层的积怨越来越深，却又无法相互沟通，说到底，是中间那层太不仗义。

不过，这的确也是没办法的事，中国封建社会有很多问题的始作俑者是国家制度而不是个人的品德、操守甚至是能力，中国这条船在历史长河中已经漂流了两千年，当初的零部件就算是质量再好，如今也已经是老化腐朽，不换，就只能等着他在暗礁上撞得粉碎。

但是，对于已经渐渐开始以自己的意志推动历史前进方向的沈哲所精心制定的整个计划而言，19世纪末的清朝内部所呈现出的极度腐朽的政治面貌所给他带来的并不一定全部都是阻碍，至少有一点他可以加以利用，就是清帝国朝廷内部包括西太后在内的掌权之人全部都是政治动物，办洋务也好，继续守旧也好，他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或是表现出来的每一个倾向很大一部分因素是出于自己的政治目的而不是个人理想。

因此，无论是在传统观念看来多么荒诞不经的意见，只要能够产生这些掌权者认为回报大于其付出的政治价值，他们都会欣然接受。

而对于现在的大清来说，一切问题的根源只在于两个字“缺钱”。而且是因为“缺钱”使大清王朝的统治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险境地。

春秋战国时期，齐国的名相管仲曾经说过“仓廪足而知礼仪。”

这套理论在道学先生们看来可能是悖论，因为他们想来是认为“君子忧道不忧贫。”

但是政治动物如果是君子的话他就不可能成功的成长为一个“政治动物”了，绝大部分的可能是沦为“同类”交火中的炮灰。

政治动物通常没什么信仰，而是嗜权如命的生物，而获得更大的权力也是为了可以更好的生存，在这些人的眼里，活下去比什么都要重要。

在这样一个大清王朝的生存和延续都成为一个岌岌可危的问题的时候，高层的统治者们才懒得管他遵循的道统是该姓“孔”还是姓李，活命是最关键的。

因此，无论是什么法子，只要能来钱，来钱多，来钱快，都是这些当权者眼中的金玉良言而且很有希望升级成金科玉律。

要说在19世纪末的大环境下，最能吸金的产业当然是进行贸易，而且不是韩非子当年所定义的仅仅倒卖货物，赚取差价的传统贸易，而是要利用工业时代的新兴科技进行大规模生产，大范围融资，将销售范围面向整个世界的国际化贸易。

按机遇来看，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虽然被西方列强严密控制，处处压迫，但也是整个中国近代史中难得的发展机会，最重要的是，此时的日本刚刚经历了明治维新的改革，还没有开始繁荣，大清帝国仍然是无可争议的远东第一强国，，他绝对不会让同一个错误犯两次，即便是时代的错误。

对于此时的朝廷而言，鼓励工商的确是条发家致富的捷径，尤其是长江航运的成功更是告诉了身处紫禁城的同治皇帝和慈禧太后，朝廷并非不能再在洋人“占据”的舞台上得到丰厚利益，在国外，中国仍然拥有者茶叶和丝绸这些东方本土产品的出口优势，虽然英国人也在印度种植茶叶，但这到底仍然是中国的东西，硬要在别的地方发展必然就试了神韵，在市场的竞争力上肯定就会跟着差上一大截，而日本在此时也只是刚刚经历了明治维新的改革，与清帝国一样受到西方列国的压制，并没有真正完成兴旺，无论在哪个方面在此时都难以和清帝国这个曾经的大哥相比，自然也不存在对中国的海外贸易造成威胁。

而就国内而言，一旦商业开始繁荣，厘金税也可以充分发挥其效用为朝廷谋取利益，最重要的是，在慈禧太后这一批人的眼里，商业是一件旱涝保收的事儿，不管做生意的人赢还是亏，朝廷肯定可以稳赚不赔。

更何况孔老夫子他老人家也从来没说过不允许经商这类的话，相反他的弟子子贡就是一个著名的商人，而他老人家本人也亲口说过“君子爱财取之以道。”这道，自然应该是包括所有正当行业的，即便说过又能怎么样呢，反正连朱元璋这个大字不识几个的贫农也把孟子的书翻版了好几次，大不了清政府再给全国下发一套新版本的四书五经。

而若是要追究中国封建统治开始实行重农抑商政策的源头，也并不是因为它没有用处，反而是因为它的用处太大商人由经商而得到巨大的财富，这些财富可以用来贿赂官员，可以用来买官，可以用来购置大量的土地，动摇弄本社会的根基。反正自古就是这样有钱能使鬼推磨。

但现在，显然不是朝廷担心这些的时候，说到底，要造成这些影响绝对是一个长久而艰难的过程，而朝廷此时需要顾忌的则是生死存亡的燃眉之急，孰重孰轻，一比便知。就算是这些有钱人真的要买官的话，也得要朝廷有卖官鬻爵先，反正能卖的官衔一般都是虚职，卖谁不是卖呀，若他们这些认真肯拿银子来买，朝廷也乐得再提一提价钱。

二来，汉代经商之所以那么容易赚钱，那些成功的商人们可以那么放心的把自己的流动资金都束缚在土地这种不动产上，主要是因为当时干这行的人少，供不应求自然可以让这些零星的供应者赚得盆钵满盈，但此时的大清情况就大不相同，这些商人们的竞争对手不是那些与他们毫无思想差异，甚至互相都知根知底的商贾，较量的对象也不是资金匮乏，产品单一的小商小贩，而是比他们更加有经验和丰厚的资金，甚至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受到过专业系统的训练西方商行。

而这些本土的晋商和徽商们也不能像以前那样使用他们传统的人脉手段和金钱攻势，通过和一干地方官员打得火热，称兄道弟来给自己的道路上扫清障碍，毕竟，现在的各地能说的上话的官员很少有敢跟洋人使绊的，更何况，基本上所有西方国家都在清帝国享受着片面最惠国的待遇。

在这样一种“艰苦”的条件下，中国本土的商人想要在于西方商行的博弈中取得胜利的话基本上就腾不出闲钱去买房置地当地主，朝廷的这层担心也就不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