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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味着谁有路子谁当官。这又大体相当于谁有银子谁当官，谁会巴结谁当官。谁有银子谁当官，再推进一步，银子多恐怕也是灰色收入多，贪赃枉法的嫌疑大。这就意味着溜须拍马高手和贪赃枉法的嫌疑犯最有可能当官。这就意味着贪污准备最充分、贪污压力最大的人最有可能当官。

论资排辈制度和抽签本身堪称极其高明的流线型设计。如果要发明一种在官场中阻力最小、压力最轻、各方面都能接受的肥缺分配办法，恐怕那就是资排辈和抽签了。资格和辈分是硬指标，不容易产生争议，这就能够持久。人人都会老的，谁都不会觉得这个办法对自己不公平，这就容易接受。已经老的人关系多，经验丰富，常常还是年轻人的师长师兄，年轻人很难公开反对他们，这就让反对者难以成势。在相同资格和辈分的条件下抽签，这是把前程交给天意和命运安排，而天意和命运也是人人尊重，根本就无法反对的。另外，一旦开始了论资排辈，再要废除就不太容易了，代价会很高，因为耐心等待多年的编织了坚实的关系网的人们会群起而攻之。

孙丕扬创建的“掣签法”，虽然不能辩才任官，关键是制止了放任营私的弊端。

论资排辈和抽签法可以算作灰色规则，位于白色的正式规则和黑色的潜规则之间。这条灰色规则能够大体通行，已经很不容易了。

论资排辈是官场多年来改之不掉的沉疴，也是官场用人机制僵化的症结所在。讲究等级制度亦是官场不成文的规则，对上级机关是见官大一级，使得机关级别越高，优越感越强。加上工作环境等因素，形成了机关干部向上走难，向下走容易；向下走提拔，向上走降级使用的惯例。

明朝的以阁臣代行相职的制度，来源于开国之君为了巩固政权而做出的苦心设计，目的是使皇权不被分割，也不致为旁人取代。这种皇帝个人高度集权的制度在有明一代贯彻始终。从理论上讲，皇帝的大权不应旁落，但这种理论并不总是能和实际相一致。

一般人往往以为明代的宦官不过是宫中的普通贱役，干预政治只是由于后期皇帝的昏庸造成的反常现象，这是一种误解。从创业之君洪武皇帝开始，就让宦官参预政治，经常派遣他们作为自己的代表到外国诏谕其国王，派遣宦官到国内各地考察税收的事情也屡见不鲜。中叶以后，宦官作为皇帝的私人秘书已经是不可避免的趋势。对官员呈送的奏章，都由“秉笔太监”仔细阅读。

宦官与文官永远隔绝，其任免决定于皇帝一个人的意志，他们也只对皇帝负责。

吏部把候补人员的名单全部开列，一个官员除了不得出任原籍的地方官或其父子兄弟的上下级以外，他将要出任什么官职，决定的因素不是他的道德或者才智，而是出于与事实无关的一根竹签。

在中共政体中，省委组织部长的地位很特殊，一般他是省委常委，按规定，他受同级党委或上级党委的监督。但一般来说，省委书记与组织部长的关系都很铁，这种监督往往是乏力的；至于处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的纪委，更没有办法监督他；而作为上级部门的中组部，在实际工作中往往监督不了那么多省级官员。这样就形成了组织部长权力监督真空的局面。

由于缺乏监督机制，省委组织部长一旦丧失自律，就有可能使拍马、送礼、拉关系等现象蔓延，甚至在转制时期把国有资产当成私人礼物送人，个别组织部长就成为政体中“官员批发商”，网织乡党。其结果是在干部的任用提拔上不是优胜劣汰，而是优汰劣胜的反常现象不同流合污者下，善于钻营者上。

组织部长出问题危害无穷，他凭着自己的关系网去选拔干部，这些干部最后都成了利益共同体，所以往往一查一大片。而组织部长出问题，这不仅是他个人的问题，更是体制的问题。我们的党委既是权力的决策、执行部门，又是权力的监督部门。没有监督的权力结构必然走向腐败，这是被多国经验证明的。如果连选官的官都腐败了，其所选的官员的廉政生态令人生疑。

“公推公选”看起来是机制创新，实质上是换汤不换药，还是组织部门牵头在搞，在干部的推荐和选拔上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按现行宪法和法律规定，行政首长的选举应该是人大的权力；但在普遍的实际操作中，人大很难否决上级党委推荐的候选人。

近年来推行的票决制，运用不好，仍然是一种上级对下级的任命制，只不过这种权力从常委扩大到党委委员。官员任命一般是上级党委“内定”好了的，甚至连差额选举都不存在。

新中国成立初期，组织部门并没有显示出它的重要性和特殊性，因为当时选拔干部更多 的是依据领导对于下属的判断，不是组织部门的考察。但是到了今天，干部队伍的构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于干部的考核、任命越来越制度化，于是组织部门在审查、考核、任用官员上的作用就越来越明显。这其中，又以省、市、县三级组织部门的重要性为最，而组织部长在其中扮演着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加之目前流行的对于一把手越来越顺从的风气，组织部长的公正与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整个组织部门的运转。

在党委统管全局的情况下，考察、选拔干部的重任自然更多地落到了组织部门的头上。问题的关键在于，考察干部能否真实地反映实际、代表民意，如果组织部门在考察干部时存在腐败，一些通过这个渠道选拔上来的官员也就值得怀疑。如果选官出了问题，他选出来的官会怎样问题的严重性可想而知。

在一般情况下，我们容易认为组织部长的职能仅仅限于官员的提名、考察和推荐，而不具有最终决定权，但实际上组织部长在干部选拔的各个环节上都有很大的权力。比如“官员提名”这个环节，由于中国缺少官员自由竞争的氛围，提名往往就决定了最终的入围。在这个环节上，组织部掌握了许多别人不可能了解的信息，所以提名那一位官员有很大的主观性，组织部长可能从这个环节牟取利益。

又如最后的“决定环节”，虽然中国官员由常委讨论产生，但，组织部提供的信息是常委讨论的基础，对讨论结果有很大的影响。同时，组织部长往往兼任常委，在常委讨论过程中，由于组织部长了解情况，他的投票有很重的分量，其他人都可能受到影响。可以说，常委会讨论虽然具有最终决定权，但实质上的权力相当程度都集中在组织部长和分管组织的书记手中。

中国官员任命的典型特征是上级任命制，组织部在任命制中的权力特别大。在一般情况下，组织部不仅负责官员的筛选、考察和提名，它还可以用一些非正常方式着重突出某些官员，为他们争取更多的支持。当权力起到巨大的资源配置作用，而组织部又对官员选拔有自由裁量权，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腐败。

目前，干部的选拔任命受领导意志影响很明显，组织部长、分管组织工作的书记在官员任命上有很大的权力，但从程序上看，却是由通过常委讨论和人大投票产生的，责任由大多数人承担，组织部享有了权力，却由别人承担责任，这是促成腐败的源头。

从表面看，官员的选拔程序是没有问题的，副厅级官员在组织部提名之后，提交省委常委会讨论通过。但是常委讨论的基础就是组织部提供的考核材料，同时组织部长又兼任省委常委，所以组织部长在官员的任命上起非常关键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