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节阅读 148（1 / 2）

，钱财赚大了的买个官做，军功立大了的赏个官做，有关系有后门的谋个官做。

官本位导致了这样的“政绩观”：做官的目的第一是为了全力保官；第二是为了尽快升官，简言之，官员所忠诚的不是国家和人民，也不是职责和操守，而是表面上忠诚于国家政权或顶头上司此二者是权力的来源，实际上只忠诚于官职和官衔，这俩种忠诚常常有着显著的差别，不能在官员的具体行为中达到统一。所以，一切“政绩”，不论好坏、真假，事实上以能否保官、升官为标准。官员的行为方式，必然是倾向于将时间、精力、经验和智慧倾注于那些对巩固官位、提升权力有利的人和事上面，即使这些人和事对国家、皇帝、政权或者对于百姓来说，是完全有害无益的。

在一个良好的吏治环境下，做清官、好官有利于保官、升官；官员将选择做清官、好官；在比较恶劣的吏治环境下，做一个贪官、庸官更能够保官、升官，官员必然选择去做贪官、庸官。

政绩历来是一个模糊概念，是一个变量特别多的“多元模糊函数”。政绩是对党政机构和官员成绩和贡献的综合评定。要衡量一个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状况，或者全面地评价一个地方政府宏观调控和公共服务系统的水平，依靠一两个数量指标是做不到的，即使依靠一系列的指标，仍然难以达到完整、准确可靠的程度。以中国之大，在此地最重要的指标，到了彼地可能就不再重要；以政情之复杂，此时没有被列入政绩考核的指标，到了彼时却可能变得至关重要。高度复杂的政府行为，比位置和动量这两个变量多得多的政绩变量，政绩考核评价过程本身对政绩状况的“干扰”，也导致了同样的“政绩测不准原理”，因为历来“测不准”而又非测不可，于是，只好将多元的政绩指标少元化或单元化，将复杂的政绩信息简单化、数字化，最后形成表面政绩、片面政绩，造假政绩等等。

看一下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历代皇帝对官员的考评特别注重，几千年中这些原则并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功名和资历是硬指标，其他多是凭报告、数据、印象等进行考核。纸面上的、理论上的“政绩观”从来也不会错到哪里去，但实际执行的时候，却因时、因地、因人而异，各有变通，各有侧重，有时要求全面协调，有时要求重点突出，官员们自然随机应变。

评价和考核政绩，就好比出一份“从政实践”课程开卷考试的综合试卷，对官员而言，得高分的机会常常并不是据理答题，而是要弄明白谁出题、谁打分，摸清楚出题人的爱好、监考程序的宽严、判分者的喜好。如果官员们的考试卷上只有四个题目：gd的增长率、大工程项目的进展、招商引资的金额、广场的气派，他们又凭什么要去关心弱势群体

贪官王怀忠说：“关键不是让百姓看到政绩，而是要让领导看到政绩。”这句官场真言，道破了升官发财的秘诀，也道破了自上而下的政绩考核的要害：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天高皇帝远，上级领导分身无术，领导能看到什么只能开会、听汇报、读报告、看数据，视察大型工程、浏览窗口行业，于是，领导需要什么典型，就给他提供什么典型；上级需要什么数据，就给他提供什么数据。只要这些典型能够证明上级领导的伟大高明，也就足以证明下级官员的政绩水平。

不违背承诺的最好办法就是不要许诺。

如果地方党政领导一班人，对其管辖地区的社会经济状况了如指掌，并在此基础上分析详尽透彻，制定出真正具有可行性和可操作性的发展规划，这个地方的社会经济发展必然显示出令人鼓舞的美好前景。但是，在中国官场上，左右官员思想和行为的还有看不见的潜规则。其中一条就是：任何工作都得在“领导重视”之下才能正常开展起来。 而当统计数字的“理想”与“不理想”成为考核干部的核心指标内容后，一个新的潜规则就逐渐代替了旧规则：所有上报的统计数字都要经过党委和政府常委一级的会议通过才能上报。很显然，最终上报的统计数字就在领导的热烈讨论中渗透了“长官意志”。

通常“下对上”的潜规则是：要邀功请赏的时候，便会格外突出“成绩”，要哭穷要钱的时候，便会十分强调“困难”。同样是受灾要政绩便是“大灾之年大丰收”；要救济则是“绝收减产千万亩”。

于是又形成一条“上对下”的潜规则：下面也是一级党委，也是一级政府，没有理由不相信他们的统计报表。常常是这样的潜规则在左右着由下及上的统计数据的汇总。熟练掌握“数字技术”的官员，仕途就会一帆风顺。

gd绝对是枯燥无味的经济学概念，何以在中国官场中上升为一尊受到无限崇拜的“真神”究其原委，原因在于当“经济增长”成为衡量地方政府“政绩”的主要甚至是唯一的尺度时，专注于“仕途升迁”的地方官员，对于gd的热中就很容易理解了。

实际上，重经济增长，轻社会发展其实是中国的老传统。即使在“政治挂帅”的计划经济时代也一样，当时的说法叫做“先生产，后生活”。

“泛数字化”，就是把所有的工作都简化惟一组数字，然后再根据此组数字的高低来分配荣誉、地位和物质待遇。这可能是多年延续的“gd崇拜”给我们的工作方式和思维习惯带来的最大的负面影响。gd逐渐成了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只要数字好看，付出的代价再大，都不再重要。

决策失误是最大的失误，这与决策者作出判断时对信息的取舍有着直接的关系。

官场上是认认真真搞形式，扎扎实实走过场。

能够建功立业就是最大的政治。

搞政治需要智慧，但更需要良好的人际关系，需要长时间被人了解的过程。

用道德的标准去衡量政治家是幼稚可笑的。

中国的政治极具人为色彩，有些人干的事情很出轨，却还是平平安安，这就看关键时刻有没有人帮你说话。

与政治利益相比，任何利益都是小利益、局部利益。

在中国官场，不成文的规定往往比成了文的规定还要管用。

国家财政喜气洋洋，省里财政勉勉强强，市里财政摇摇晃晃，县里财政独木桥上，乡里财政补东墙倒西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