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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不是如设计者所希望的那样走向相互监督，而是演变成利益的相互交换。

要走出“体制内权力制衡变利益勾结”的怪圈，只能从体制外寻求突破。国内一些城市有效的交通管理方式似乎为此提供了成功示范。交通管理权力在交警，为防止交警滥用权力或者运用权力不当，设立了交通督察，专门监督交警的执法行为；但督察也有可能滥用权力或者腐败，如果再遵循原来的途径增设“督察之督察”显然已不可取，于是一些地方辅之以交通台监督，将监督权力交给广大司机与市民。

因此，对权力实施监督的已经不仅仅是被权力所管理的对象，同时还有在旁边倾听、观看、暂时还没有发出声音的交通台的无数听众和观众。这种公共参与的压力，才是监督生效的最终动力。

这种交通台模式完全可以引入普遍的公共权力监督中。如果对权力的监督能够公开、透明进行，而不仅仅是在狭小的圈子内暗箱操作；如果民众有公开表达、反映的渠道，那么权力及其监督机构就被置于无数双眼睛的监督之下。这种公众普遍参与的监督远比“少数人监督少数人”的体制内监督有效，因为在这里，监督者是无法被收买。也不会腐败，因此不需要再延伸监督的链条。这样的监督机构才是真正建立在磐石上而不是沙滩上。

更重要的是，这种允许公众参加的互动式只会对官员的滥用权力和权力运用不当构成压力，而不会防碍权力正常的自上而下行使。比之西方的竞选与言论自由模式，交通台模式自下而上的方式与力度更适合中国国情，可以与现行体制实现无缝对接，在制衡权力的同时却不用担心撼动现行体制。

有一句名言：“物质的力量只有靠物质的力量才能摧毁”。将此话套用到权力问题上就是：“权力只有靠权力来管束”。权力，靠没有权力的人是管不住的；大权力靠小权力也是管不住的；只有权力才能管住权力，更准确地说，只有大过、超过某种权力的权力才能管住这某种权力。

这些年，社会各方面都在大力提倡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监督包括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舆论监督的效力如何暂且不说；实事求是地说，群众监督的效力却微乎其微。这并不是群众不想监督，不行使监督的责任，而是群众赤手空“权”，被监督者根本不理会这种监督。所以，真正的监督只能是上级的监督和纪委的监督。

715关于学校的权力

封建科举制度以前的选拔官员的方式，当局者的随意性很大，常常着眼于当前利益。科举制则是常态社会发展的先进选人制度，突破了门第的限制，一切以知识为标准，使统治层知识化，同时增加了民众与上层的亲和力。

科举制度最重要的特点在于：一、投牒自应，读书人不论其出身、地位、财产如何，均可自行报名参加考试；二、考试定期举行，不必等候皇帝下达诏书；三、考试严格，录取与否完全取决于考试文章的优劣。

1905年中国废除了封建的科举制度，兴新学，在短短一代人的时间里，现代大学群及其学术体系从无到有，创造过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这一奇迹的产生，得力于一系列政教分离、学术自由的制度保障，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则，就是“教授治教”，而不是“官员治校”。

但是，1957年以后，“官本位”泛滥成灾，出现一种奇怪的体制：领导的不负责，负责的不领导。绝大多数高校都采取的是“院系领导班子”的模式；现在一些学校改革，要成立“教授委员会”，对学校的重大事项拥有决策权。但令人担心的是，经过多年“官本位”对学术职称的侵蚀，各“院系领导班子”已经成为“教授班子”，很难找到没有教授职称的行政领导，会不会将“院系领导班子”直接翻牌为“教授委员会”

1985年以后，中国的学校实行的是“校长负责制”。校长拥有对学校工作“全面负责”的至高无上的权力，掌管学校的教学、经济、财务、人事大权，校长权力空前膨胀。这种没有约束没有监督的校长权力带来了严重弊端；把“校长制”变成了“家长制”。

要防止“校长负责制”变成“校长专权制”，就要对校长的权力进行制约。权力制约的关键在于权力的授予或权力的来源问题。谁授权就对谁负责；现在的学校校长是由教育主管部门任命的，在这种情况下，校长负责制就变成了对教育局负责制了。

我们的大学其实更象衙门，不象学校。一级学科种种名堂都要评，而且都由教育行政部门来主导。还有没完没了的评估、评比，明明知道下面的大学都在造假应付，但却评估依旧，甚至发现了造假的证据，也当没看见。上面要的只是自上而下的“评”，只有年年“评”，才可以逼迫大学“跑步前进”，确保大学成为大衙门下面的下衙门。

说大学衙门化生存，不仅是因为它拥有全套的党政部门，从纪检委到宣传部，从统战部到工青妇，也不仅仅是因为它所特有的业务机关，诸如教务处、科研处、研究生院等权力特别大，无时无日不发忘发指令派人员指导监督、或者说折腾着教师。即使是作为基本教学单位的院系，也已经衙门化了。

衣分五色，食分九等，从来就是衙门的表象。每年职称评定，学院都要组成一个职称评定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成员，每年都有变化。委员是怎么产生的院长办公会议决定的。院长办公会议的正式成员，就是院长和副院长。如果有人要问，为什么职称评定委员会不由学术委员会来确定院长会告诉你说，因为职称评定不仅仅是个学术问题。所谓的学术委员会也是院长办公会议决定的。

有人说，大学里已经出现了上级皇帝化，下级奴才化的现象。大学里开会，哪怕是学术性的会议，也要按级别说话，小人物如果抢了话头，大家都会对你侧目而视。教师们甘为奴才，也有自身的不得已，现在大学的领导，说是有生死予夺之权可能有点过分，但普通教师收入高低、职称评定，基本上是领导说了算。体制内的所有资源，全掌握在领导的手里，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领导可以给你所有的好处，也可以让你什么都没有份。学校和学院的领导，绝大多数都有教授的头衔，有自己的专业，但无论什么专业的领导，对于中国古代的权术，都无师自通，不仅懂得借刀杀人，懂得分而治之，更懂得维护自己的权位。在上级面前，领导永远都是温柔可亲的样子，但对下级的时候，则会有金刚怒目、厉声呵斥的威风。在这样的衙门里，听话是最重要的美德，教师如果既有学术水平又听话，当然最好；如果没有学术，只听话，也行；如果有学术但不听话，哪怕你水平再高，也不行。

既然大学象衙门，学生象什么大学里的学生，更象是交粮纳税的百姓，只有义务，没有权利。本质上，衙门是管不好课程质量的，要管的话，也是越程序化、教条化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