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节阅读 404（1 / 2）

第一批近代军工企业。于1862年在天津开始编练新式陆军；创建了中国近代海军，开办了第一所大清近代学校北京同文馆，掀起第一次教育大辩论。

组织第一次工业化大辩论；批准第一条电报线奠定第一期海军基地，等等等等洋务莫不是经由恭亲王一手促成。

其后，无论是曾国藩还是李鸿章的洋务运动，都是在恭亲王的领导和支持下，进行的，而无论曾国藩还是李鸿章，大部分时间，他们还是以两江总督，江苏巡抚等地方大员的身份，在主政一方时所进行的改革和从事的洋务。

只有恭亲王奕，从一开始就是自上而下的进行了开创性的改革，开启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

恭亲王奕作为一个中央级别的高官，站在朝廷的高度，领导了大清最初的洋务运动，所以说恭亲王才是大清洋务派领袖第一人

1860年10月，咸丰皇帝在英法联军进逼京城的时候跑了，跑到热河行宫的同时还带着后宫美色，带着戏班子，带着美酒佳肴，带着鸦，片跑了。

咸丰帝这一跑却把皇城和大清的首临时交给了没有实权的恭亲王奕。

在通州八里桥之战，威震大清的蒙古铁骑，在威风八面的僧格林沁亲王的率领下，却被英法联军摧枯拉朽般的打败，这局势让年轻的恭亲王奕震撼无比，他亲眼见识了西人的强大，见识了先进武器的强大，亲身感受到了大清的落后，皇帝和朝廷的腐败无能。

就算之后时任两江总督的吴可及时率兵来援，在京城城外与英法联军一番大战，最终没让英法联军杀入京城，保住了大清国最后一丝颜面。

可近在咫尺的血腥战斗让他明白，大清此时和列强根本就没法比，能够挡住列强联军一次进攻并不代表他们能挡住列强联军第二次进攻，吴可也不可能每次都能及时赶来京城救援。

他们除了向列强学习以自强别无他法，从此恭亲王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形成了“师夷自强”的思想。

就算如此最后大清还是与英法签订了不平等的条约，从而使英法英法联军撤兵，并且与英法美俄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等到这些事情都解决了恭亲王便上折请驾回栾。但是他那个昏庸无能的咸丰四哥，整日沉浸在行宫的色、戏、酒、毒里，乐不思蜀斗志全无，根本就没怎么理会来自京城的期盼。

于是恭亲王奕、桂良、文祥等在京，主持国家政府工作。

1861年1月11日，由恭亲王奕领衔，与文华殿大学士桂良、军机大臣文祥等上奏通筹夷务全局折，建议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统管国家所有涉外事务。

20日咸丰皇帝就批准所奏，但是为了限制奕和总理衙门的权利，咸丰在批准时加上“通商”二字，经奕据理力争，咸丰始同意去掉“通商”二字，并任命奕为首席总理大臣，桂良、文祥为总理大臣，至此大清第一个近代意义的外交部就此成立。

随着中外事务的增加，总理衙门的职权不断扩大，不仅办理外交、通商事务，而且凡与洋务有关的，比如铁路、电报、学校、关税等，都归总理衙门管辖。而军机处只管内务，总理衙门却不但管辖了外务，还管辖了与外务相关的大量内务。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前，大清长期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在大清朝廷中一直没有处理外交事务的外事机构，而有限的外事也被朝廷当做外国向我“天朝大国”的“朝贡”由礼部、理藩院、鸿胪寺处理，对外是一个居高临下的姿态，而无平等处理之理念和机构。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虽有五口通商事宜，但是以钦差大臣身份兼任有名无实。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外交涉迅速发展，领域扩大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领域，通商大臣不能适用，急需改变。

总理衙门的成立，完善了政府职能，满足了社会需要，同时也是大清闭关自守、盲目排外政策的重大改变，标志着与外国“平等”交涉，和平谈判的开始。也为改变“或剿或抚”“非战即降”成为可能。开辟了大清外交的新局面。

总理衙门的成立，也受到西方列强的欢迎。法国大使布尔布隆称赞这是“中外各国永敦睦好之最妙良法”，总理衙门在此以后的数年时间里，外交部主持了中国最早的改革开放，也就是主持实施了大清的洋务运动。

任职首席总理大臣几年时间，在恭亲王的大力支持下，各地洋务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负责培养通洋人才的京师同文馆，给湘军提供火，枪军械的安庆内军械所，还有左宗棠一手促成的福建船政学堂。

等等洋务新政，无不是在恭亲王的大力支持下，才能顺利开展推行，否则光是巨大的舆论压力便不是那么好承受的。

而且京城有恭亲王这样的超级大佬坐镇，替分散各地的洋务大臣们分担了不少火力，无论在政策还是资金上的支持都难能可贵。

可以说洋务运动便是恭亲王一力推举和保护，才有眼下这等轰轰烈烈如火如荼的大好景象。当然恭亲王自身的声势也随着洋务运动的展开，逐渐达到了一个能够威胁皇权的惊人地步，于是权力欲极端旺盛的慈禧太后便忍不住对锋芒毕露的恭亲王动手了，帝后党与王公党之间的蜜月期正式宣告结束。

恭亲王奕以议政王的名义，辅佐两宫皇太后执政。但不到四年时间，慈禧便对奕渐生不满，认为这位小叔子太过锋芒毕露。大权独揽的日子过久了有些得意忘形。

于是，慈禧太后想要教训教训奕，让小叔子明白谁才是大清真正的主宰。

四年多时间过去，之前权势滔天的顾命大臣派系已然彻底势微，在帝后党与王公党的联合打压下基本没有翻身余地。而经过这么些年的积累，慈禧太后的政治手腕以及达到合格水平，自然想要获取更大权力。

当然，因为顾命大臣派系还没彻底垮台，慈禧太后心中尚存一丝顾虑，而且恭亲王的声势太隆不要打压太过，稍微整治一下给个警告却是应有之理。

此时恰好有一个叫蔡寿祺的御史上一奏折，弹劾奕。慈禧得到这颗炮弹心中高兴，想要好好用一用。

同治四年三月初四日1865年3月30日，恭亲王奕照常入值进见两宫皇太后。慈禧拿出一件奏折，严肃地对奕说：“有人弹劾你”

奕一愣，扫了一眼奏折，不以为然地问：“是谁上的奏折”

慈禧非常不满意奕的傲慢态度，不情愿地答道：“蔡寿祺”

奕脱口而出：“蔡寿祺不是好人”并要逮问蔡寿祺。

两宫皇太后一看奕不仅不承认错误，反而要逮问提意见的人，立刻大怒，当即斥退奕。然后避开以奕为首席军机大臣的军机处，单独召见大学士周祖培、瑞常、吏部尚书朱凤标、户部侍郎吴廷栋、刑部侍郎王发桂、内阁学士桑春荣、殷兆镛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