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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所考虑的并不是“国民改造”，而是考虑如何制约教师在乡间的影响力，从而稳定乡村。

从桌上的烟盒中取出一要雪茄烟，叼在嘴里，点着雪茄后，唐浩然深吸一口烟。

“因而朕以为，正是要以在乡军人为核心来发动和控制基层，推动农村的现代化，现在的农村也只有在乡军人最有组织性、纪律性以及足够的文化和见识，能够担负起这一重任。至于说地方势力集团，那也是中央政府控制下的地方势力集团，正好可以应对县、府自治化后地方主义抬头的倾向。不管你是乡自治，县自治还是市自治，中枢都能通过各级在乡军人会来维持对最基层的控制。”

作为陆军大臣的商德全，这位因后贝尔战役而为西方军事界推崇的陆军元帅，在听到陛下这么说时，立即露出了赞赏的神情，但同时却明白，这个方案想获得政府的支持只怕有不少难度，不知会有多少人一直担心“军人干政”，怎么会让退伍军人来控制农村

尤其是现在，在帝国建元六年之后，民政官体制正在受到地方的挑战来自各级咨议会的挑战，各级咨议会已经开始不再满足于仅只做为一个咨议机关，他们同样在渴望着权力，而实际掌握着权力的民政官，一直受到咨议会要求自治的挑战，现在，在乡军人的出台，显然是针对咨议会的自治要求。

当然，在这里，绝不会有任何人去质疑陛下的言语，甚至在像袁世凯这位前驻东瀛总督看来，咨议会根本就是祸害至少在东瀛，地方自治所导致的势必将是地方势力的崛起，而这甚至可能会影响到中国对东瀛四省的控制，但是对于咨议会，作为中国行政体系中唯一一位总督的他，并不能说三道四，毕竟，成立各级咨议会是陛下的要求，甚至就连南京都是帝国咨政院，就连忙陛下都会提及，在时机成熟时，发挥着一定的国会职能咨政院将会成为帝国国会，参与到国宪的制定。

当然，这是未来一个谁也不知道的未来。在中国或许存在着制宪的呼声。但是呼声并不强烈，即便是有，也是局限于法律界，至于普通百姓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宪法。至于朝廷本身，虽说曾多次提及制宪，但每每问及时间时，回答永远只有一个“待时机成熟”时。

“中国的根本问题就是农业问题，而农业问题就是农村的问题，农村的问题又是农民的问题，只要我们解决了农民的问题，那么中国的问题也就解决了，我不否认农民较之城市居民更为单纯，可是3亿农村长期的不良生活习惯，却严重制约着我国的发展程度”

说着，唐浩然朝着众人看去，尽管在过去的多年间，通过卫生警察的设立，城市的卫生以及城市居民家庭卫生都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变，但是也只仅只局限于城市，毕竟，现在的财力并没有达到于乡村设立卫生警察的地步，甚至只有一些重点市集才会设立派出所，而他们的作用则是治安、户籍以及征税，至于督导辖区内的百姓卫生，他们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但是在乡下却在数以百万计的在乡军人。

而在另一方面，改造不良生活习惯只是其一，更为重要的是以改造不良生活习惯为突破口，对其国民性加以改造，这才是最根本的出发点。

“相比于警察，这些在乡下散布的更为合理，基本上村村皆有，所以，我们要使用军人，通过的进行全民性的军事教育，提高国民的素质，改变民众只知个人主义，而不知集休的现状从而达到改造国民性的最终目的”

第364章最终目的为新书求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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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达到改造国民性的最终目的”

在提及国民性改造的时候，唐浩然只觉胸中一阵激荡，国民性或民族性，就是国民素质，最基本的就是其思想道德素质，或者说国民性与民众的思想道德素质在一般情况下是通用的。它们的基本内涵都是指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长期共同生活及相同文化背景下所形成的共同的理想信念、价值尺度、性格特质、道德规范、思维方式乃至于心理、风俗习惯等等。

在后世，每每一提及“国民性”时，人们就会想起鲁迅，鲁迅研究国民性，目的正是为了中国劳苦大众的解放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正如他在杂文不满中说的那样：“多有不自满的人的种族，永远前进，永远有希望。多有只知责人不知反省的种族，祸哉祸哉”逝世前半年，他还在致尤炳圻的信中指出，“揭发自己的缺点，这是意在复兴，在改善”因此鲁迅一生都将揭露国民性的痼疾、挖掘民族思想道德素质中的“病根”、探索塑造新型民族素质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任务。

不过鲁迅所揭露和批判的“国民劣根性”是在中国历史的长期发展过程中积淀起来的，是一种久未治愈的“痼疾”，在历史上鲁迅当年痛斥的“圈子”意识、看客心态、“窝里斗”现象等等，直到百年后改观仍旧不大。为了改变“国民劣根性”在历史上有着太多的运动和尝试，可唯一没有尝试的却是最为有效的东西国民军事化

国民军事化，或许不是最好的选择，但却是唯一可行的选择，相比于普通意义上的运动式改变，或者向这学习，向那学习的飘荡性、不定性。军事化的训练、生活，却可以教给人们一种习惯，一种军事化的生活习惯，军事化的训练、军事化的生活、军事化的国家，而在这个过程，还可以培养普通民众的纪律精神和团队意识。

而且还可以通过那种军事化国民生活，使得国民拥有一个健康的底子，身体是一切的本钱。良好的身体素质，可以提高整个民族的竞争力。

正如同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一般，他一生都在致力于对普鲁士进行加强君主和军国主义的强制改造。1740年，当这位“普鲁士国家的建筑大师”离开人世时，他给后人留下了一笔可观的“军事宝藏”：约1000万塔勒的钱财和一支训练有素、战斗力堪称当时欧洲之冠的强大军队，他还把整个国家生活都纳入了军国主义的轨道。作为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继承者的弗里德里希二世，继续着“士兵王”的事业。他一生追求“国家利益至上”，并且获得了“弗里德里希大王”的称号。他要求臣民一丝不苟地遵守秩序和纪律，凡事无条件听从他的独断。

也正是得益于几代人的努力，最终铸就了普鲁士人对秩序和纪律的刻板遵守，而这正是国人所欠缺的，亦是唐浩然希望通过“军国民化教育”给予国人的“礼物”，准确的来说是一个国民性改造的“礼物”。

在一直以来对军国民教育持以赞同立场的蔡元培，在沉思片刻后，先是点点头，而后又摇摇头：

“不过在全国推广国民生活军事化，需要投入多少力量，多少经费这并不仅仅只能依靠在乡军人，而且各级还应该建立相应的团体，而且，如何激发国民主动参与训练，仅仅依靠强制措施，显然不太现实，这些都需要考虑了。”

蔡元培的建议，让唐浩然回头提醒身后的速记员：

“记下了吗”

得到满意的答复后，他方才神色淡然地转回来道：

“这并不是什么问题，如何让在乡军人进入村自治会”

一声反问之后，唐浩然摇头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