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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八千多吨呢。中国一下子从不产铝国家瞬间变成产铝大国,市场供给增长接近百分之七十,顿时就把原来七百美元每吨的铝价拉下一百美元 注:1900年铝产量为六千吨,1930年为二十七万吨;1900年价格为720美元吨,1930为530美元吨。来自k格里奥特海姆,bj韦尔奇铝电解技术4。。产量让杨锐不满意,价格更是不满意,他没看世界铝业简报之前,还幻想着像后世一样,做铝合金轮毂出口美国,但现在铝价是钢价的十几倍,铝合金的价格更高,四个轮毂最少要卖三四十美元,福特那个抠门的家伙一定不会为此买单的。
杨锐为铝产量和价格担忧的时候,一行人在孙松龄的带领下进入厂区,而此时各工厂总办早就在那等着了,电解铝厂总办是昔年的负责湖北味精销售处的私塾先生虞德昌虞辉祖之侄,此人不再像之前那般胆小如鼠,打扮也不是长绸衫瓜皮帽,而是发剪短,身着工装。杨锐为池中之物,他早就看出来了,但能贵为一国之长,却出乎他意料之外。在杨锐对他抱拳之前,虞德昌便开始鞠躬,大声道:“草民虞德昌见过总理大人,见过尚书大人,见过巡抚大人”
随行都是大人,虞德昌鞠几个躬不断,杨锐念是旧识,上前把他还有另外几个总办扶起,道:“祖隆兄,你就别鞠躬了,都是旧识,大家朋友相见即可。”杨锐此言让虞德昌身子一顿,而后杨锐再道:“祖隆兄怎么会在电解铝厂,你不是在”
杨锐说到此忽然想道虞辉祖讲他不甚销售烦忧,转到了管理岗,而后氯碱厂便是他管理的,氯碱厂是电解,电解铝更是电解,难怪工部会派他来此做总办。
总理问话,虞德昌恭敬回答,理由确如杨锐所想,正是因为他管过电解厂,这才派他来山西电解铝厂做总办;见过电解铝厂总办,旁边则是铝合金厂总办徐宝毓,他是徐建寅的孙子,徐华封的侄孙,早前在德国冶金实验室研究铝合金。铝合金厂初办,为了万无一失,徐华封就把他从德国请回拉了;副总办是耿步蟾,山西灵石人,英国伦敦大学皇家矿业学院冶金系硕士;铝合金厂总办见过之后,最后是发动机厂总办姜立夫,浙江平阳人,此人同济大学堂应用数学系毕业,后又读管理专业,是同济第一批ba。
和沪上轻工业园那些老轨们不同,山西这边见到的人大多是科班出身的厂长总办,便是虞德昌也入同济进修过几年,两相对比,高下立判。不过此种念头在杨锐心中一闪而过,一会就释然了,沪上那些人虽然专业欠缺,但技能经验全是实践所得,更是久在商场滚打,若是能稍微进修,那格局就不一样了。
杨锐走神间,徐华封则开始向杨锐详细介绍其电解铝来。“办铝厂和办铁厂一样,诸矿距离远近很重要,孝义至交口都是铝土集中区,这一带发现铝土矿床二十一个,铝土储量两亿一千万吨,其品味不但高还能露天开采,而我们脚底下就是煤田,汾水也在近侧,设厂于此可谓是坐拥地利,得天独厚。电解生产出之铝锭,纯度可达百分之九十八以上,再与电解铜融合冶炼,得出合金性能颇佳。
但难办的是纯铝可以任意切割,而铝合金则不能,它强度大,故加工不易,要想使其铸造成各种零件,则需在其固熔体热处理冷却后立即加工,此间相隔之时间必需十分迅速不可稍有延迟。因为此种合金在淬火后一小时后,即开始硬化。若是没有办法在这一小时内迅速加工,我们试验下来,则应施以温度控制,譬如在淬火之后存储于零下二十度的冰箱之中,直到加工时始行取出。”
徐华封描述的情况只让杨锐好笑,他道:“素来冶炼都是用水、油的,你这控制怎么用起了冰箱。欧洲那些王室要是知道这海尔皇家冰箱用来冶炼加工,那肯定要气疯的。这到底是怎么发现的,为何会这样”
杨锐感觉好笑,徐华封则很是严肃,他道:“竟成,这铝合金为何只能在零下二十度保持原状,我们也百思不得其解。至于如何发现的,这还得谢谢你啊。当初把冰柜送至欧洲王室的时候,你不是说实验室也要送嘛,这就又送了几台到了实验室。当时冶金实验室对于加工此种合金头疼之极,那可是过了一小时就不好动的,诸人想来想去,后有人认为应该降温处理,这降来降去,最后把这冰箱用上了,冷冻室零下十度不够,诸人又动手将温度降至零下二十,这才最终解决加工难题。竟成,科研难啊每一步都太难了不但要靠努力,还有靠运气,真是”
己卷 第三十四章 出息
徐华封是在感叹,杨锐只感觉他可能是在要钱,狐疑而小心的道:“工部是不是资金又不够了”
杨锐只把徐华封问的一愣,其实他是觉得科研如登山,光努力是没用的,虽然杨锐提供了不少有用的神秘资料,但那只是方向,真正想实践成功研究出制造工艺还是要靠运气。这是他身为一个工部尚书、一个科学工作者的想法,但杨锐的问话却又让他感觉,给工业和实验室提供资源的总理也是极为不易。对没钱的百姓没什么,对有钱的士绅来说,税务局就像强盗一般横夺民财,什么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增值税、遗产税、资源税、土地增值税、耕地占用税、消费税、城建税,林林总总近二十种,不管是国外有的,还是国外没有的,都开始在国内征收,弄得士绅们常常高呼:复兴会万税杨竟成万税大中华国万税
好在这些税收的主要征收对象只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基本不涉及佃户,也少有涉及到自耕农,加上军队、警察、税警、农兵四者在手,开国后一千多起暴力抗税皆被镇压,超过五千人被税务法庭审判,一千多人被枪决,这才把士绅抗税的风潮给压下去在某一次新闻发布会,杨锐就此曾对中外记者转引美国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名言:在大中华国,只有死亡和纳税不可避免谁拒绝纳税,那谁就是整个国家的敌人
总理如此说,洋记者可以理解。但因为某种原因,他们却在英文报纸说什么本届内阁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收税。没有之一。洋人一鼓捣,那些身着洋装的西化分子、心怀叵测的宗社党、卖国以求救国的孙汶党就开瞎起哄。特别这些人将开国之后税赋翻倍增长之事拿出来蛊惑人心,弄得舆论哗然,国会因此也质询内阁,但税务局一份准备好的中日两国税赋对比报告扔了出去,狠狠的给了这些人一耳光。
按照中日两国政府的公开数据,神武元年日本税赋总额占国民收入的百分之三十三点四,并自明治维新以来的这几十年,日本税赋比例都在百分之二十至四十之间,最低者也就是神武前九年1903的百分之二十四点四;而中华税赋总额只占国民收入的百分之十一点五。不及日本最低额的一半,平均额的三分之一。
国税局报告如此说,又让躲在租界的宗社党欣喜万分,新朝每年六亿多两税赋还说只占国民收入的百分之十一点五,那我大清收三亿多两岂不是只占国民收入的百分之五可还没等遗老们高兴多久,另一份报告又反手再给他们一记耳光,那就是满清时虽然最高只有三亿多两的税收,但正所谓明税轻、暗税重、苛捐杂税无底洞,在满清咸丰之后。百姓实际的税赋已经达到或者超过百分之十,雍正之后也超过百分之五,只把康熙永不加赋的脸皮剥的一干二净。
因为租界的存在,宣传战线的斗争是丰富多样的。也因为士绅的抗税和走私的泛滥,这两年国税局每天都有税警殉国,死的人不必打仗少多少。徐华封想到这些事情。忽然感觉杨锐这个总理也难,他拉着杨锐的肩头道:“难啊都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