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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尉军衔，挺精干的一个小伙子却留着小胡子，乍一看像后世美国电影中途岛战役中那个带领轰炸机队的日军指挥官。
“不关你的事，不要放在心上。”
李为民一边招呼他坐下，一边半开玩笑地说：“中尉，接下来半年我们会经常打交道，我这条命就交给你了。”
这么年轻就出任成员几乎全由部长组成的难民委员会委员，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他竟然能够同时得到吴廷琰总理和阮文馨总参谋长的信任，并且还是个华人。
要不是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中尉真不敢相信。
他下意识看了一眼安德森教授，胸有成竹地保证道：“民先生放心，这架飞机虽然飞了好几年，但性能非常好，我的飞行技术和我的导航员也全是中队最好的。”
“谢谢，”李为民笑了笑，伸出右手：“正式认识一下，李为民，有时间一起吃顿饭。”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中尉岂能错过这个与高层交好的机会，连忙握着他手道：“空军中尉阮高祺，认识民先生很荣幸。”
刚才还感觉有点眼熟，原来是未来的空军司令、越南共和国总理，如果历史不发生大的变化，那么他会在未来十几年内参与和发动一次又一次政变。
这段时间光忙着工投公司和难民的事，只顾着眼前，没想到以后，李为民意识到接下来应该跟这帮少壮派军官混个熟脸、交交朋友，于是好奇地问：“祺中尉，你什么时候加入空军的，担任机长几年了”
阮高祺不无尴尬地摸了下胡子，坦诚相告道：“加入空军有一段时间了，二战结束法军重返河内时招募志愿人员组建空军，我报名参加考试，通过之后被送到摩洛哥的马拉克舒接受为期一年的基本训练，然后被送到法国阿渥德空军基地接受为期两年的进一步训练，之后又去阿尔及利亚接受五个月的炸射训练，两个月前刚毕业，刚回到西贡。”
知道他是谁，李为民怎么可能嫌他没资历、没飞行经验，一脸惊诧地问：“去过这么多地方”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上司让去哪儿就去哪儿。”
“巧了，我从国外回来也没几个月。”
“民先生去的是美国”
“嗯，在美国呆的时间跟你在国外训练的时间差不多。对了，听口音你好像是北方人，老家什么地方，家人有没有接过来”
他老家在河内西北二十多公里的一个叫山泰的小镇，父亲是个教师，母亲是农民，家里有地，出身谈不上显赫，能通过考试并被送到国外培训完全靠个人努力。
李为民由衷的赞叹，想起过去的种种，阮高祺感慨万千，不知不觉间就成为了朋友。
“说起来真可笑，我父亲一直支持越盟，捐钱捐粮，帮他们传递情报，给他们提供庇护。在父亲影响下，我很小的时候就想加入越盟。民先生，您或许不信，要不是一个日军士兵，现在我很可能也加入了越盟。”
李为民饶有兴趣地问：“日军士兵”
“是的。”
阮高祺重重点了下头，微笑着解释道：“那时候我12岁，想当一个小爱国者，于是和一个差不多大的朋友离家出走，想要去参加越盟游击队。我们带了一点钱和一点米，进入山地一直往北走。
我母亲发现我不见了，非常焦急，就去向驻扎在镇里的日军指挥官报告。日军指挥官立即用电报通知各哨所，命令哨所士兵留意我们的行踪。最后被一个日本士兵找到了，他送我回家，在路上对我说你真是个顽皮的孩子，叫你妈妈为你哭了。”
李为民乐了，哈哈大笑道：“假如那天你不被发现，那你的人生将完全不同。”
“所以说人生际遇很奇怪。”
“奇怪的何止人生际遇，比如那个日本士兵并不是一个坏蛋，至少在对待你离家出走这件事上，他有善良的一面；又比如越盟，他们无疑是勇敢、不怕牺牲的爱国者，却因为种种原因我们不得不站到对立面。”
所有人都在指责越盟，他竟然认为越盟是爱国的。
阮高祺发现他与别人真不太一样，不禁问道：“民先生，我知道您非常有钱，又在美国留过学，甚至不是越南人，有太多选择，您为什么回西贡，为什么支持琰总理”
“谁说我不是越南人的”
李为民掏出护照，翻开笑道：“看清楚，越南华人，如假包换的越南籍。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这里就是我的家乡，当然要回来。至于为什么支持琰总理，原因更简单，因为我没接受过你那样的训练，只能以我擅长的方式报效国家。”
看着他若有所思的样子，李为民微笑着补充道：“我也是一个爱国者。”
阮高祺反应过来，一脸不好意思地说：“民先生这样的华人真不多。”
李为民回头看了看何天明等“华青会”学生，意味深长地说：“中尉，我保证像我这样的华人会越来越多，因为这也是我们的国家，我们共同的国家。”
第七十五章主持大局
河内正处于一种极其狂乱的状态，整个城市已完全失控。
协定正式生效，越盟地下组织一夜之间浮出水面，开始公开组织工人、学生和普通市民活动。
从机场到南朝门的这一路上，一连遇到几拨打着横幅、喊着口号的游行和宣传队伍。法军、非籍雇佣兵、、法籍警察、本地警察、为镇压越盟而组建的形形色色民兵和趁火打劫的地痞流－氓随处可见。
如同世界末日一般，到处挤满没有地方住的难民，物价飞涨，住房和粮食价格奇高，人们神经越来越紧张，大白天都能听见放冷枪的声音。
侬区乡亲被纳入南撤计划，黄独清遵守承诺命令部下向法军缴械。为避免节外生枝，法军将包括黄独清在内的第五步兵师第3团官兵，像战俘一样全关押在机场，打算在两天内将他们空运到西贡。
这个时候去探望他们不合适，李为民当什么都没发生一般，管驻扎在机场的美国国际开发署使团借来三辆吉普车和一辆大卡车，径直赶到位于南朝门附近的国际红十字会河内办事处。
难民从四面八方涌向河内，随着日内瓦协定公布，难民数量会越来越多。
澳大利亚籍红十字会官员约翰－贝奇忙得焦头烂额，要想方设法筹集救援物资，筹集到之后要想方设法运送到河内，运到之后还要为怎么分配头疼，并且不管他筹集到多少总是杯水车薪，总是满足不了实际需要。
上午联系过，知道眼前这位年轻的不速之客手里有一批急需紧缺的救援物资，所以今天没去城外难民营，一直守在办事处等。
天上不会掉下馅儿饼，李为民和安德森教授自我介绍完，约翰一脸严肃地说：“先生们，正式开始之前我必须郑重声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是一个独立、中立的组织，其人道职责源自1949年的日内瓦公约，我们旨在为战争和武装暴力的受害者提供人道保护和援助，必须遵守人道、公正、中立、独立、志愿等基本原则。”
李为民当然知道他担心什么，微笑着解释道：“贝奇先生，这一点您大可放心。虽然我具有一个难民委员会委员的官方身份，但我并非政府官员，不管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都不代表政府，可以说此行目的与政治无关。”
安德森教授不失时机地掏出名片：“我仅代表s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