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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书里不做事吗

第八条，王安石气死了唐介。他联想道：王安石能气死一个，就能气死第二个，如此下去还了得

第九条，王安石鼓动章辟光“进危言以惑圣聪”，“意在离间”，“朋奸之迹甚明”。

这一条就更奇怪了。

当年赵曙在闹濮仪，高滔滔与赵顼都不大认同，赵曙闹得越欢，内宫反而越团结。特别赵顼带头，兄弟三感情好，与两个太后关系也不错。因此两个太后对两亲王也十分重视。前年赵顼继位。

著作佐郎章辟光上书，岐王赵颢也渐渐年长，不适宜呆在内宫，让赵顼最好将赵颢迁于宫外开辟王府。这也是好心话，沾到这个皇权，不要说兄弟了，即便父子也往往会反目成仇。

然而高滔滔大怒，认为章辟光是在离间赵顼兄弟。赵顼为了让母亲高兴，便派人将章辟光抓到大牢里关了起来。实际赵顼也不想处理章辟光，但母亲在气头上怎么办这一拖拖了两年多，赵顼看到母亲气早消了下去，也将这件事差不多忘记了，于是将此案交给中书审问。

王安石看了一下案情，立判章辟光无罪。

本来就没有罪吗，即便说错了，人家也是为了赵顼好，为了宋朝宁。

但正是这个案子引起了吕诲恼火，他坚持章辟光有罪，是离间皇上与亲王。好吧，为了团结，最好将赵允让的几十个孙子一直重新搬到皇宫，那才叫热闹与友爱呢。

实际闹将开来后，现在的高滔滔也都一笑了之了，你一个吕诲就是舔高滔滔屁屁，人家也不会领你的情。

第十条，王安石“居政府与知枢密者同制置三司条例”，意图“兵与财兼领之”，“掌握重轻可知矣”，其所作所为，“实动摇于天下也”

只有这一条说中了，王安石在集权，可这个集权是赵顼准许的。

按照惯例，御史在朝堂上弹劾宰相，宰相是不能还嘴的。

不过私下里可以向皇上申诉。

但还用得着申诉吗王安石也气着了，俺气出病了，请病假。他这一请病假好了，中书彻底罢工。

赵顼不得己，将曾公亮与王安石喊来问话，问王安石怎么办。王安石说，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于是出吕诲于邓州，苏颂写制书，他问曾公亮这道制书怎么写，曾公亮只说了一句话：“章辟光治平四年上书时，王安石在金陵，吕惠卿在监杭州酒税，如何得教”

苏颂会意了，于是草写：党小人交谮之言，肆罔上无根之语。

赵顼看到这一句大惊，这句批上了，吕诲算完蛋了，苏颂无奈道，乃是曾公说的。赵顼也无语。

但这个十条大罪，让王安石终于失望了。

于是他推荐吕公著接替吕诲为御史中书，由翰林学士到御史中丞，严格来说，是平级调动。但没那么简单，因为吕公弼是枢密使，按照规矩，吕公著做了御史中丞，吕公弼就得要下去。

这是有意相逼吕公著，我初来京城，孤身一人，巴结你，你可以不睬我，但我现在是参知政事，继续巴结你，你凭什么高高在上

然而吕公著就是高高在上，甚至默认吕公弼主动辞相，他就是不接过王安石送来的橄榄枝。

吕韩范，吕

这才是大宋眼下的第一豪门。

王安石没办法了，也不能再拖了，变法开始

第四〇二章在等着

王安石先将薛向调为淮、浙、江、湖六路发运使。

王安石哼哈二将一衙内，哼哈二将，吕惠卿，韩绛，一衙内，王雱。实际这说法也不大对，还有两人，薛向与王韶，若没有薛向，王安石没那么快将宋朝经济扭转过来。至于王韶作用那更不用说了。

王韶这条线王安石暂时还没有搭上，但还有其他几个助手，小苏，章惇，大程，吕嘉问，这也是寿州吕家子弟，王安石好不容易争取过来的，还有周敦颐。大程与周敦颐名头太大了，可实际他们在政治上表现很丑陋，之所以依附王安石，全完是一个政治投机者，想上位的。

这个也无妨，实际想上位才是根本。当真为了国家命运，才跟你混啦

有几个人能有那高尚的情操，那么都不用变法了。

后来一一反水，有政治问题，也有王安石问题，没有及时给他们最想要的东东，更高的官职

薛向南下，第一条变法开始，均输法。

它针对的就是开封。

这是这时代最繁华的城市，相当于后世的北京与上海结合体，一是权利政治中心，二是经济中心。不仅担负着京城几百万百姓的供给，并且它还是这时代最大的中转枢纽。

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货物，然后再转销到其他各州县，比如杭州来的货物，到了京城脱手，但不是在京城卖，往往去了河北陕西辽国西夏。

因此相国寺北面的金帛行往往一笔交易，能达到几十万几百万贯钱。所以樊楼那一顿几百贯几千贯的昂贵酒宴照样有人吃，而且五大酒楼，一到傍晚，楼楼客满。

这些生意大部分是商人自发行为，还有一部分是朝廷干涉。以前朝廷便设立了一个发运司，将南方的柴米油盐运到京城，然后转销出去，或者库存，或者发放，并用多是民生用品。还有一处发运司，陕西三门白波发运司，这个主要调济陕西货物的，不常设。

然而这个发运司有一个最大的弊病，那就是职权很小，是执行机构，非是决策机构。说通俗一点，他们手中没有主动采办的权利，而是三司发下一道命令，上哪儿买什么，才能去购买。关健三司官员都在京城，这个问题也不要紧，要命的是官员耻于言利，也不去做调查，凭空想像。

然后问题来了，这边没有货，但三司偏要发运司去购买，导致用高价买回来，那边有货，三司不让发运司购买，于是货烂掉了都无人过问。糟糕的是在后面，因为三司官员不喜欢做调查，凭想像去下命令，调来的货物往往京城早就有了，但没关系，反正东南角那么多库房呢，于是放在库房里积压、腐烂。那边京城里紧缺的货物，发运司却没有买回，导致京城越缺就是越缺。

所以这条改革就是权利转移与下放。

从三司手中将这个权利转移走，进一步架空三司，这个大采购与三司无关了，全部下放到了发运司手中。

让发运司派专人察看，京城那样缺，那样多，购买缺的那样，停购多的那样货物，那么运来的货物就不会产生积压与浪费。然后再派专人到各地察看，哪里出产，哪里不出产，朝廷就会以最低的价格将货物采办回来，并且救了百姓的急，平稳了物价。

具体就是八个字，徙贵就贱，用近易远。

让开紧缺价高地区，在便宜地区购买所需物资，这叫徙贵就贱。如果多处丰收物贱，就到距离近交通便利的地区购买，这叫用近易远。

应当还不错的。

但为什么掀起了那么大风波。

汉武帝用兵财政最困难的时候，这个均输法也救了急，起了作用，然而为什么成了救急之策，也就是渡过危机会迅速取缔了，不能长久甚至吵得比宋朝不弱。

这里面有一个大奥秘。